经历了2003年废止《半汁葡萄酒》标准，成功地将落后生产方式从行业里淘汰出局，中国葡萄酒的每一轮升级，都在谋求跨越式发展。而今，当食品安全危机频发，国人视食品质量为生命线之时，葡萄酒的安全话题，就演变成一个令人心忧的社会化问题。对于国内葡萄酒产业升级而言，这一轮“安全门”将面临严峻考验。

　　“农残”，悬在葡萄酒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曾经，解百纳之争、年份酒论战、酒庄酒的全民大跃进，每次争锋无不与原料相关;时下，乱战过后的葡萄酒业，正走在一个原料标准混乱的十字路口。

　　“七分原料，三分工艺”，一直被视为中国葡萄酒行业的金科玉律，业内专家仍旧认为，现今中国葡萄酒和国际上的差距，最大问题也正是原料质量的短板。在中国，经历了“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等一系列食品危机后，国内消费者对产地生态、产品安全的诉求在加深，经验来自教训，防线水涨船高。

　　作为葡萄酒原料的酿酒葡萄，在今天现有的产业格局中，正悄然成为影响葡萄酒质量的一块隐忧，尤其是在明细的标准缺失、消费者缺乏知情权的条件下，这种被漠视的力量正日渐增强。

　　一切源起于东部酿酒葡萄产区的“农残悬疑”。

　　酿酒葡萄与农药

　　一阵阵“突突”声中，手扶式喷药机停在葡萄地沟旁，果农手握喷杆沿着行距沟一路前行。喷杆上的2个喷头“呲呲”作响，灰白色的喷雾开始弥散，洒在两旁葡萄藤上的波尔多液瞬间让葡萄地涂上了一层白。

　　这是2009年7月26日，记者在山东蓬莱市大柳行镇上陈家村看到的一幕。据果农说，因为气候多变，今年“药季”的任务依然繁重。按照往年，为保证酿酒葡萄的正常成熟，从6月份起，果农的主要精力就放在防治病虫害上。

　　在中国，酿酒葡萄产区集中分布在西北、华北区域，也被一些业内人士泛称为东、西部两大产区。作为东部产区代表的烟台，是中国葡萄酒工业的发祥地，被誉为世界七大葡萄海岸之一。

　　上述的喷药场景，就发生在这个位于胶东半岛的酿酒葡萄基地。据记者了解，这块基地是2006年由烟台某葡萄酒公司租用土地集约化种植葡萄，之后再转包给当地的村民管理。这种企业化运作、种植户管理的方式，是东部葡萄产区的特色之一，国内许多知名品牌也盘踞于此。

　　陈家村的种植户陈洪伟对记者坦陈，他承包200多亩酿酒葡萄基地已3年有余，对打药了如指掌：6—9月是葡萄的“药季”，从花期一直到成熟采摘，防治得当就能换来好收成。而一旦发病，或打药滞后，只需几天时间，地里的葡萄全会烂掉，到头来白干一年。

　　因此，打药不仅要及时，还要适当增加药量。陈洪伟说，200亩葡萄地，一年光农药就要花费5万元，平均每亩地要打250元的农药。记者从当地农资市场得知，一公斤农药“乐果”的市价约在10元，以此换算，一亩地的葡萄一年至少要“吃”20多公斤农药。

　　蓬莱南王山镇，有10多家农药化肥超市，一家店主告诉记者，葡萄病害有十几种，用的药也有好几十种。他一口气道出了霜霉病、褐斑病、炭疽病、白粉病等常见病虫害。

　　在解宋营路边的一家化肥农药超市里，记者看到柜台上用于防治果树病害的农药摆满了四个货架，不下于百余种。其中，像“氧乐果”“甲胺磷”“敌敌畏”的高毒、高残留农药也赫然在目。

　　“只要是人爱吃的东西，虫子也爱吃”，9月30日，蓬莱市农业局果林办公室一技术人员对记者说，“虽然酿酒葡萄本身就抗病，但也避免不了要打农药”。

　　打高毒农药，似乎已成公开的秘密。

　　曾任蓬莱市委书记、现任烟台市委常委、副市长的刘树琪，今年在博客上自曝家丑：“蓬莱市除几个企业紧密型基地能达到无公害标准外，其它松散型基地远远达不到要求。特别是在农药使用、采摘时间上的问题尤为突出。

　　“有的使用化学农药，农药残留时间可达1年，严重影响了葡萄及葡萄酒的品质。如果没有标准化、规范化，就很难保证质量，没有质量也就没有了发展前景。”刘树琪说。

　　“波尔多纬度”之谜

　　18公里葡萄长廊，是蓬莱近年来致力打造的种植参观路线。8月28日下午，连下两天的大雨终于停了。公路旁，金六福葡萄基地，当地承包户在雨后忙着打药。

　　葡萄即将收获时，每下一场雨，对葡萄种植户来说，不亚于一场灾难。刘家沟镇二刘家村的一位种植户称，“遇到连绵阴雨天，葡萄极易受到毁灭性影响，无法下地打药，像霜霉病等就会在短期内暴发，病害直接导致葡萄烂掉”。

　　中国东部一些重点葡萄基地，尽管由企业经营，种植及管理有专门指导，但酿酒葡萄仍然离不开农药。蓬莱当地种植户表示，散户打药难以控制，即使像张裕、长城、金六福等一些知名企业的基地，大规模打药也属正常现象，这是由产区的气候特征决定的。

　　充沛的雨水，适宜的土壤，为东部产区的葡萄生长速度提供了保障。可是，雨量充足，也带来了问题：葡萄的根、茎、叶、果实易生病害。在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葡萄酒博士孔维府看来，东部产区在葡萄生长的中后期，即七八月，降雨量较多，夏季雨水占全年的一半以上，是一个易发霜霉病、白粉病、褐斑病的病害期。

　　因此，生长的葡萄需要依赖农药，与作物的质量安全挂上了钩，也就出现了前文所述的打药一幕。

　　东部渤海湾葡萄产区，是葡萄酒业常提的概念，通常泛指包括河北秦皇岛、天津汉沽和山东烟台等地，在宣传推广中被标榜为“波尔多纬度”。这一名词也时常穿插于广告语，如“拥有北纬40度、类似地中海气候、波尔多产区优势”。

　　事实上，这种宣传被一些业内人士诟病为“障眼法”，是移花接木、概念炒作。一位从事多年葡萄酒营销的人士称，“地中海气候确实适宜葡萄生长，长期以来也造就了欧洲最知名的葡萄酒庄，是世界优质葡萄酒的著名产区。但其气候是冬季多雨、夏季干旱，与我国东部大部分地区夏天雨热同季有着明显差别，单是这一点，就足以将它们严格区分开来。”

　　孔维府博士也告诉记者，东部渤海湾产区尽管与地中海气候相近，两地纬度接近，但实际差异却很大。

　　“地中海气候确实最适宜栽培葡萄，但不是地中海的每一个地方都能栽葡萄”，中国农业大学葡萄酒研究中心主任段长青对记者说。从全国宏观视角来看酿酒葡萄产区，段长青认为，尽管东、西部各有特点，但西部葡萄的成熟度要比东部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李华也提过类似观点，我国只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才能生长出好的酿酒葡萄。这位在国内开办第一所葡萄酒学院的资深专家，多次在公开场合称，以葡萄的生长环境来说，并非同一纬度下都适合酿酒葡萄的生长。

　　“在干旱半干旱的西部，雨水稀少，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保证了葡萄的糖份，降低了病虫害发生概率，几乎能做到不打农药，葡萄的品质高”，李华说。

　　曾在烟台国有葡萄酒厂担任过厂长的一位人士，举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每到收获季节，在渤海湾一带产区能看到葡萄上挂着一层白色粉状物，其实是药液残留。而在国内的宁夏、甘肃西部产区，也能看到葡萄上有一层霜白，却是葡萄的的果粉和果蜡。

　　在西部，甘肃莫高葡萄酒早在两年前就宣称是国内唯一一家因绝无农药残留物而加入法国国际奥朗日协会的中国葡萄酒;在新疆，有企业将酿酒葡萄产区进行垄断，推出“产地生态葡萄园基地”;作为西部后起之秀的内蒙古西部汉森葡萄酒，2007年2月，获得国家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有机食品和绿色葡萄的认证，葡萄和葡萄酒同时获得此认证在国内尚属首家。

　　没被隔绝的“农残”

　　从葡萄酒生产的流水作业上看，克杀病害的农药，并没有在一层层的检测中被彻底隔离。

　　在葡萄种植区，每到9月份的采摘期，酒企上门收购，许多村子里的酿酒葡萄被整车运走。

　　专业人士告诉记者，按照葡萄酒生产流程，收来的葡萄，被压破后直接入罐发酵，不允许清洗，“因为清洗会带进水份冲稀了原汁。不过，尘土一般在后期可通过自然沉淀过滤掉”。

　　在干红葡萄酒的酿制过程中，几乎不对原料作任何处理，果梗与葡萄皮也都不能去除，它们里面所含的多酚类化合物单宁及色素成分，在红葡萄酒的发酵中发挥关键作用。

　　那么，农残哪里去了?

　　赵同说，在后期工艺中，不会也无法再针对葡萄的农残进行处理，“很难保证这些农药残留成分不会进入葡萄酒中”。减少药害的根本办法唯有不用或少用农药。在《关于农药波尔多液的配制及其使用方法》一书中，记者发现，“葡萄在花期、花后、采果前30天，不能使用农药，以防药害…药液中的重金属元素铜对人有害，喷药后需经25天以上才能采收”。

　　9月18日，记者在秦皇岛卢龙县刘田各庄镇薛家村看到，葡萄地里仍有不少果农在打药，而采摘期是9月底。显然，对防止产生药害的相关限定，无法在种植中施行。

　　王俊玉，国家级葡萄酒评委，是我国上世纪70年代第一位赴法国学习葡萄酒技术的专家。8月6日晚，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波尔多液由铜离子产生的重金属超标，还会引起酒的电荷变化，从而影响葡萄酒的质量稳定。

　　其实，剧毒及重残留的有机磷农药因其致癌性，如乐果、敌敌畏等，已被国家明令限制使用。六六六、滴滴涕一类的有机氯农药，国内已不允许生产销售，但由于早些年的普遍使用，给土壤造成的农药残留极难分解，长期累积导致药害成分可以通过土壤进入葡萄果实中。

　　“标准”之困

　　“现在葡萄酒农残没有出台检测标准，农残问题无法去管”，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据悉，葡萄酒行业一直致力于推进原料产地的先天环境无公害、零污染的生态性和原料管理的纯天然、无化学添加的生态化。可是，“农残标准”却成了质量安全的命门。

　　长期以来，国内葡萄酒检测集中在感官指标与理化指标上，主要针对颜色、气味、酒精度、总糖、干浸出物、挥发酸、总二氧化硫、净含量、菌落总数等，对葡萄酒的农残检测并没有标准。

　　孔维府说，如果使用了高残留的农药，或在接近葡萄成熟时喷药防治病虫害，采收这些葡萄入罐发酵，其农药残留可能会超标。然而，这对检验监督部门的职能过程将产生严峻的考验。

　　从事葡萄酒实验室研究的段长青教授表示，国家在制定相关规范与标准时存在诸多不健全因素。他举例称，葡萄酒国标规定干浸出物比例要达到17%，但这个要求没有细化到每种化合物指数是多少，很多酒企会通过一些添加手段调试达标，但我们能通过实验室检测出其产品掺假，“你能说它们是不合格产品吗，你要敢说，企业还会反咬你一口。”

　　弊端在于行业内的标准制定方式滞后，涉及“农残标准”，一些业内人士语焉不详，有酒行业媒体人告诉记者，从科技上，目前中国尚还缺少葡萄酒农残标准检测的手段。中国酿酒工业协会葡萄酒分会秘书长王祖明认为，目前我国葡萄酒行业自律薄弱，行业规范工作跟不上发展的需要。

　　据记者了解，2008年1月1日，国家标准“葡萄酒GB15037-2006”(简称“新国标”)正式实施。这是在1994年发布的“旧国标”基础之上，对行业标准的又一次升级。内容包括从葡萄种植、葡萄酒生产到贮存、运输各过程的管理标准，对葡萄酒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要求更加严谨，对年份酒、品种酒、产地酒等概念作了新的定义和厘清。可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对“农残标准”方面并未提及。

　　中国葡萄酒专家委员会委员李德美认为，“新国标”还缺乏可操作的对应细则，仅是把葡萄酒分为劣质品、不合格、合格、优良、优质等几个级别。同时，这也使消费者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不能做到“明明白白消费”。更让段长青教授担心的是，如果制定标准都由葡萄酒的生产企业来主导，那么，今后葡萄酒各项严格标准的出台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当然也包括农残标准在内。

　　吸取去年三聚氰胺引发奶业危机带来的深刻教训，2009年中央1号文件就提出，强化企业质量安全责任，对上市产品实行批批自检。坚决制止违法使用农药、兽(渔)药行为。

　　当闻听当地技术员告知西部宁夏等地的葡萄不用打农药，蓬莱市大柳行镇的种植户陈洪伟一脸愕然：“为什么那边的葡萄就不用打药呢?我们的葡萄可都是用药保大的，它们那边能行吗?”

　　他并不了解今天的葡萄酒行业，从产业布局上，东、西部葡萄产区正进行着某种对峙。事实上，比这种行业内的格局争锋更重要的是，如何根治现有的产业框架中，影响葡萄酒质量安全的那块隐忧——农残。

　　毕竟，葡萄酒，卖在市场上，却喝在中国老百姓的口里。面对频发的食品安全危机，直至今日，“毒奶粉”的阴霾，仍尚未散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