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不是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很低。而且发展中国家缺资金、缺技术，面临消除贫困、实现发展的重任。发达国家理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既实现发展又保护环境。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2月9日，参加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美国代表在声明中，言辞尖锐地拒绝向中国提供气候变化援助资金，并坚决否认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应为历史上的排放进行补偿。中国将如何实现我们自己都认为是“跳起来才能够得到”的目标?正如本文作者在文中提到的，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独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道路。

　　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从美国的经验看，对于我国而言，这一目标确实是一个“跳起来才能够得到”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确实需要我国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而且必须独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道路。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美国减少了生产性能源消费

　　在保证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要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即二氧化碳密度降低，只能从四个方向入手：一是调整经济结构，压缩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二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三是加强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清洁利用;四是开发和扩大新能源。

　　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我国2005年的碳密度为1.13吨/千美元(2000年不变价)。根据我国的减排目标，2020年，我国的碳密度要达到0.622~0.678吨/千美元。美国在1961年时，碳密度为1.14吨/千美元;而到了1994年，美国碳密度才下降为0.67吨/千美元，1998年才下降为0.62吨/千美元。也就是说，我国要用15年就完成的任务，美国用了30多年才完成。

　　1961年到1998年，美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见表1)。1961年，美国农业占GDP比重为3.7%，采掘业、制造业和建筑业为30.9%，第三产业为65.4%。到了1998年，农业占比下降为1.2%，第二产业下降为20.6%，第三产业上升为78.2%。可以看出，制造业占比下降最为明显，而专业和商业服务业上升最为显著。也就是说，美国碳密度的变化，是伴随着其产业结构的调整而进行的。第二产业占比的下降和第三产业占比的上升，为美国减少生产性能源消费提供了根本的基础。

　　1961年，美国能源密度(以2000年不变价计算每一美元GDP的能源消费量)为17.87千英热单位/美元，到了1994年下降为11.39，1998年下降为10.5，下降了41.2%。

　　从1961年到1998年，化石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在美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下降，而核电的比重则大幅上升。可再生能源占比虽变化不大，但绝对消费量则显著上升。其中，太阳能和风能消费上升最快。太阳能消费从1984年的550亿英热单位上升为1998年的697870亿英热单位，是1961年的1269倍;风能消费从1983年的280亿英热单位上升为1998年的308530亿英热单位，是1961年的1102倍。这两种能源消费的上升幅度，都远远超过化石能源的消费上升幅度。

　　可以看出，美国减排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第一，美国的减排是与其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步进行的。制造业，特别是耐用品制造业对能源的消耗相对较多。这些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降低，对于减少能源消耗从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美国减排是与其能源密度的下降同步进行的。美国在经济保持增长的同时实现了能源密度的下降，关键是靠技术创新，提高了能源的使用效率。美国相当重视节能和提高能效，将其正式写入法律，并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实施。

　　第三，美国减排是与其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同步进行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由于大量消耗化石能源造成的。美国一直致力于降低化石能源在其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同时提高化石能源的清洁技术。核电和可再生能源等低污染或无污染的能源在美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地位显著上升，洁净煤技术得到较快发展，脱硫、脱硝等工程措施实现了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的基本控制。

　　中美国情不同，我国减排压力更大

　　对于我国而言，国情与美国有显著的不同：

　　第一，美国在1961年碳密度达到1.14吨/千美元时，已经过了工业化阶段，第二产业比重只有30.9%。而2005年，我国第二产业比重达到47.7%。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和消费结构升级，都对重化工业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导致能源、资源性行业的产能不断膨胀。因此，我国要调整产业结构，压缩高耗能行业，面临着发展阶段跨越的难题。同时，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后，所需要的重化工业产品可以通过进口实现，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则为美国保持长期逆差提供了方便。我国人民币不是世界货币，因此很难像美国那样通过进口满足产业结构调整后对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

　　第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5年我国人均GDP为3762美元(2000年不变价)，而美国1961年的人均GDP为13936美元(2000年不变价)，是我国的3.7倍。有学者测算，我国如果在2020年要达到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5%的目标，则今后10年每年需要为此新增300亿美元投资，相当于每个中国家庭每年要多负担64美元。对于广大乡镇居民而言，这笔负担不容忽视。我国在人均GDP远低于美国的时候，就要完成和美国一样的任务，减排目标的实现压力不小。

　　第三，美国1961年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排第一，但也只有44.2%。而2005年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大多数，达到了68.9%。煤炭作为我国第一位能源是由我国能源资源的客观条件决定的，短期内无法显著改变。而煤炭能效提高难度相对较大，清洁利用水平低，污染物排放较难控制。

　　第四，我国开发新能源面临一系列问题，包括技术研发、市场规模、政府激励、金融支持等，需要解决的困难较多。

　　第五，美国能源消费在居民、工业、商业和运输业四大行业中的分布相对更平均。1961年，美国四大部门的能源消费比重分别为19.79%、10.77%、46.42%和23%。而2005年，我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费量占到能源消费总量的70.78%，而居民部门只占10.48%，能源消费结构严重偏于工业部门。这意味着我国要节能减排，可能要付出比较大的行业损失和失业成本。

　　总之，我国要在人均GDP远低于美国、所用的时间远少于美国、面临的问题远多于美国的情况下，完成和美国一样的任务，所承受的压力和需要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因此说，我国的减排目标是“跳起来才够得到”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

　　中国减排应抓住四大重点

　　我国减排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以传统能源的清洁利用为基础，以促进能源使用效率为抓手，以提高新能源产业的技术化和产业化水平为重点，兼顾节能减排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兼顾实现环境目标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从法律、政策、资金、人才等各方面形成强大的保障网络，减少阻力，推动减排工作的稳步有序进行。

　　第一，加强传统能源的清洁利用，特别是加强清洁煤炭技术以及碳捕集和封存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发挥企业的主体性和积极性，从研发成本投入、国际技术合作等方面给予企业政策支持;同时要给大型能源企业以压力，将技术水平的提高作为这些企业领导人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推动企业加大对技术研发的重视力度。

　　第二，提高新能源，特别是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风电的技术研发水平。研发的关键在人才。目前，新能源技术掌握在西方国家和少数跨国公司手中。可以考虑发挥香港与西方发达国家在语言、制度、环境等方面比较接近的优势，将香港作为吸引海外人才的桥头堡，在香港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人才储备库，吸引海外新能源研发人才为我国服务。

　　第三，兼顾节能减排与保证就业、维护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在压缩高耗能、高污染企业方面，可考虑通过大型国有企业兼并的方式进行，尽量做到不增加失业人员;确实需要关闭停产的，要加大对失业人员的培训和管理，实现失业人员的尽快转岗。

　　第四，加快推进亚洲区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建设。目前，我国在联合国注册的CDM合作项目占全球总量的32.28%，相应的年减排量约占全球的57%，项目数和减排量均居世界第一位。我国是世界上碳排放权最大的供给国。然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都集中在发达国家，而且其计价结算与货币绑定的机制，使得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定价能力，而我国则缺乏相应的话语权。哥本哈根会议后，日、韩等国家的减排压力预计会加大。我国可考虑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香港建设亚洲区域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同时通过向交易企业提供人民币贷款的方式，推动以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以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