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11月21日播出上海居民用燃烧瓶对抗拆迁的一幕。燃烧瓶当然不足以抵抗得了拆迁，所以被拆迁的房子并没有保住。

　　事实上，拆迁是一个完全的经济问题。保住房子，很少是对抗拆迁的目的，要补偿多少钱，这才是症结。中国几乎还没有人能够说，因为我就是愿意住在这里，就是喜欢这样的生活，所以补偿多少钱我都不干。为什么呢?可能是生活水平原因，但应该说，也与人们不会、不愿或不敢与“大政方针”对着干有关。

　　拆迁一个地方，是大的决策，有大的道理。决策之大，在于拆迁者不管是私有企业还是官办公司，都是政府许可的;道理之大，在于拆迁总是与发展、改造、新面貌等宏辞伟论联系在一起。这样，拆迁户与开发商能够产生的矛盾，就只有可能是补偿矛盾。这与美军在冲绳搬迁机场不能如愿是不同的，那不是补偿问题，而是根本不接受新的机场计划，甚至冲绳政府想填海造机场都不行，人们说那填海损害环境而且填海费用高昂。

　　拆迁的症结在于补偿，引申一下，意思是人们对开发商或者政府的工作，本质上是理解和支持的，或者说本质上无法对抗或反对的，而只是想把牺牲减少一些罢了。

　　拆迁无不伴随着拆迁户的牺牲。这种牺牲既包括经济利益，还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原有社会关系、人情圈子、社区关系、人生记忆等等的失去。现在所谓补偿，仅仅只是谈判了一栋房子在什么地段有多少面积的问题。

　　就算是如此片面的补偿，往往仍然未能谈判解决，而是被开发商或政府单方面定价，不从，就要强制执行。上海燃烧瓶对抗拆迁的事件中，事主潘蓉家的房子按每平方米761元、土地按每平方米1480元进行补偿，而周边房屋商品价格超过每平方米15000元。

　　强制拆迁，换一个说法，就是暴力拆迁。强制意味着暴力，有时候是合法暴力，有时候是非法暴力。合法暴力，是拿着强制拆迁的执行书而来的;非法暴力，是没有执行书的，有的时候还是用“黑社会”来拆迁的。

　　就拆迁程序而言，上海这次强拆是相当齐全，但这种完备是拆迁方单方面的完备，是一种自我合法化或者自我安慰。这种自我合法化，并不能改变拆迁补偿不经过谈判或者实质上不经过谈判的事实。拆房子的人给房子定价，被拆的人不接受，就强制执行。“强制拆迁”中，“强制”的程序是完备了，但不经谈判，不容谈判，“拆迁”的程序是完备的吗?

　　人们注意到《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物权法》的冲突。按物权法，所谓拆迁，应是物权变更的结果，居民房子应当完成物权交换，然后才能被拆，也就是说，那不是拆居民的房子，而拆居民卖掉了的房子，卖房当然要谈判价格。而现在的拆迁，并非如此，它是拆居民的房子，拆房子的人只给你一个“计划带市场”的补偿。《拆迁条例》之所以不能修订到合乎《物权法》，在于地方政府从中有利益。

　　地方政府当然有其难处，分税改革以后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的力量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土地收益便成为地方政府非常重大的利益，而这一利益靠剥夺居民利益而实现。这就是说，地方政府无法改变与中央财政的分配关系，但有权改变它与民众的利益分配关系。由此，可见，我们仍然处在一种由上而下的“合法自利”关系之中。这种“合法自利”关系，以“集体”、“整体”、“全体”等自我道义化，虚拟的整体利益掩饰了自利倾向，并名正言顺地压制个体、部分和局部等现实的、具体的利益主体。

　　请看政府官员怎样解释政府在征地中获得好处：建设公司委托给区政府的征地款是每亩地130万元，政府补贴到农民手中的征地款是每亩地38万元。每亩地余下的100万元费用呢?官员认为，这个地块是在政府的改扩建消息出来以后才大幅提升的，因此由之获得的土地增值价值也不应该由群众取得。

　　这是什么逻辑?政府有权制定政策，而政策中又有利益，利益应归于政府。至于政策涉及到的那些人，则不仅不因为政策而获得边际性的改善，而且将要为之而被剥夺干净，例如被拆迁的人不可能在原地买得起房子。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岂不是无本万利的公司?

　　报道说，潘蓉的丈夫张其龙因对抗拆迁而被判妨碍公务罪。制定政策的一方，通过强制拆除居民的房子维护其“政策收益”(这里是土地收益)，这是执行公务;被政策管治，用自制燃烧瓶维护自己房屋补偿利益的一方，则是妨碍公务。执行公务有理，妨碍公务有罪。公务，好像天然地就是合法的。然而，不容被拆迁者谈判，强行拆房，这是什么公务，如果只是要公务，就一定妨碍不得，那么“苛政猛于虎”岂不也反抗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