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学校是政府教育行政机关附属物的景况，只要大学和教授都要脸，贪腐舞弊自能基本绝迹于大学

　　除了靠来自权力的特许支撑外，北大招生用3%的名额由指定的39所中学校长推荐的做法一开始就受到诸多质疑。如果我们还能认为这是一个高考改革的举措，那么，由于它的构想几乎完全是依附在形成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肌体”之内，如果它没有进一步的突破，就必然面临尴尬——它不但无法给出能使质疑和提问者满意的答案，而且面对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提问，它的实施将从一开始就背离“自主招生”的高考改革本义而“走样”、“变味”。

　　北大将拿出3%的名额实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消息一出，就遭到互联网上调查参与者中多数人的反对，这些人之所以反对，针对的不是作为教育改革组成部分的高考改革，而是作为社会腐败组成部分的教育腐败——既然中共中央文件都谈及影响社会和谐的七问题之一就是“诚信缺失，道德失范”，既然小学、中学、大学贪腐之事屡见报端、当事者获刑绝非个例，既然高考舞弊，研究生、教授抄袭之事层出不穷，公众何以相信“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两端能独善其身呢?但反腐归反腐，教改归教改，各应有不同方法以应对。

　　当39所有推荐“资质”中学的名单一出，公正问题马上就被提出了——没有入选的名校提出：“北大选择学校的标准是什么?应该公示”;并非名校、办学条件差一些的学校、西部的、贫困地区的学校、农村的学校就一定没有素质异常好、足以推荐的学生——因为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是天生的，而非后天教育的;校长可以推荐，教师就不能推荐吗?后者对学生的评价似乎更有发言权。又有旅美学者提出：在美国，著名大学接受推荐的往往是生于贫困境况，本人勤奋、品德优良、有志向，而又素质异常优秀者;相反，本已出自名校，素质优秀，大学会认为你完全有能力自己通过一般途径进入，何必特殊对待?

　　为了回应外部的不信任，入选的校长纷纷表示：面对北大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自己绝不敢自专，会由学生申请、上报材料、教师排名、德育副校长、教学副校长、年级组长等一起上会讨论、张榜公示，然后再听取学生代表意见、家长代表意见。更有甚者，有校长表示：要成立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最后，校长例行公事地签名“实名推荐”，正所谓古代的“与其专罪”不如“恶有所分”。

　　再看北大的表态：有严格的审核;有推荐不实者，取消推荐中学资质的规定。似乎有贪腐舞弊的，只可能是中学，自己绝无出问题的可能。

　　教育改革，在于消除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教育政策影响的遗存;改变中小学教育为应试、大学教育为就业的方向，使教育重归于为每一个人的人生奠基，培养会与人交往、合作，会学习的人这一教育的原点上。教育的主旨不在选拔、培养人才(包括所谓“自主创新”能力人才)，人才的出现，只是良好教育的自然结果。教育不是为了“生产”出备用的人力资源，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各项工作的“投入”，而是以人格健全、能靠自主选择使自己的生存质量不断提升的人为其最终的“产出”。教育体制改革，在中国，首先须改变学校作为政府行政机关附属物的状况——就像1984年中共中央文件提出改变企业作为政府行政机关附属物状况那样，还受教育者和教育者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因而作为教育改革组成部分的高考改革，就是要改形成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教育部直接领导的统一高考为各校自主招生或联合招生，改大学单向选择为考生、大学双向选择;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为基本制度，辅以对因历史制度原因(如城乡分治等)而不能受到公民本应均等享有的良好教育的人群的政策倾斜(设置保障名额，另定录取标准)，以及，对个别特殊情况的学校自主决定。

　　不因把“公正”、“公开”等适用于政府的规则和“民主”、“少数服从多数”等适用于立法机关的规则，不加区别地移用于学校。其实，学校，特别是大学，是另有规则的。那么，怎样保证教育自主而学校不腐败呢?改变学校是政府教育行政机关附属物的景况，只要大学和教授都要脸，贪腐舞弊自能基本绝迹于大学。我们看看世界层面的名校声誉，情况自能知晓。大学是自会招生的——否则，连生都招不好，还配叫大学吗?

　　回过头来看今日的北大高考改革：好的方面，给了一个大学和极少的中学校长以极其有限的办学自主权;不好的方面，增添了新的一种依附在旧高考制度上的“加分”。教育改革，不进则退，相信教育改革真正推进后，今天的这种做法只会是历史上的一个小小印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