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物权行为理论与无权处分

　　处分一词，在法律上本有三层含义。最广义的处分包括事实上的处分和法律上的处分，狭义的处分仅仅为法律上的处分，而最狭义的处分是与负担行为（债权行为）相对应的处分行为（物权行为和准物权行为）。无权处分中的“处分”究竟意思为何，并不明朗。王泽鉴先生喻无权处分为“法学上的精灵”，长期困绕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戏称为期驯服，非彻底究明其“本性”，不克济事。[1]但要究明其本性，又必须注意讨论问题时所处的法律环境，在不同的法律环境下，其本性不同，法律效果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一）物权行为模式下的无权处分

　　在物权行为模式下，法律行为被区分为负担行为（债权行为）和处分行为（物权行为和准物权行为），负担行为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债权债务负担，处分行为则直接导致权利变动；负担行为不适用优先次序原则，处分行为却有该原则的适用；负担行为的效力不受处分权的影响，处分行为则以行为人具有处分权作为核心效力要件。在擅自出卖（出租）他人之物（与他人共有之物）的情况下，擅自出卖（出租）者与相对人签定的买卖合同或租赁合同是负担行为，而并非处分行为，所谓无权处分，不是无权出卖（出租）他人之物（与他人共有之物）的事实，而是基于该买卖合同所展开的物权移转、变动的事实。我国台湾民法采纳物权行为理论，但其“最高法院”最初却将擅自出卖、出租他人之物和共有物的合同作为无权处分，通过一系列的判例的变迁，形成了今日“最高法院”的基本观点：前述买卖合同、租赁合同非为无权处分，并非当然无效。基于买卖合同所进行的物权移转、变动，构成无权处分，处于效力未定的状态，需要真正权利人追认或者无权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才能发生效力。对此，学者们作有如下的分析：

　　1、擅自出卖、出租他人之物或与他人共有之物的合同是负担行为，本来就不以出卖人、出租人具有处分权为要件，既然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在别的方面没有瑕疵，其效力当然就不受影响；

　　2、如果将买卖合同、租赁合同作为效力未定合同，需要真正权利人（其他共有人）追认或出卖人、出租人事后取得处分权才发生效力，则对相对人利益和交易安全甚为不利。因为，在真正权利人等拒绝追认且出卖人、出租人事后不能取得处分权的情况下，相对人非但不能获得物权保护，甚至也不能追究违约责任，只能通过缔约过失责任获得有限的救济，而缔约过失责任的救济效果远不如违约责任；

　　3、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买卖双方签定合同时，出卖人并未现实地拥有合同标的，而是在合同签定后去积极组织货源以便履行。如果否定这类合同的效力，无异于市场交易都必须是现货交易，市场的灵活性被牺牲殆尽；

　　4、出卖、出租他人之物或与他人共有之物，在他人拒绝追认且出卖人、出租人又不能取得处分权的情况下，将导致履行不能。而此之履行不能，于合同缔结之时即已发生，显然为自始不能（事前不能）。又因为此种履行不能是就出卖人、出租人而言为不能，并非对一切人皆为不能，故为主观不能。根据通常的见解，自始主观不能并不当然影响合同的效力。[2]故只要前述买卖、租赁合同别无瑕疵，应当有效。

　　5、出卖、出租他人之物或与他人共有之物的合同效力，不受相对人善意、恶意的影响。在相对人善意的情况下，合同有效当无疑问，但由于合同效力相对性，不宜将合同作为相对人保有他人之物的原因，而善意取得制度则弥补了处分行为的瑕疵，而且为相对人保有他人之物提供了充分的法律原因。即使是相对人恶意，买卖、租赁合同依然有效，不过，如果真正权利人或其他共有人欲向出卖人主张不当得利，应当追认无权处分行为，使其自始发生效力，以便出卖人无障碍的对相对人完成履行，并换取对价（不当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