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章认为，用益物权制度的发展，呈现出用益物权逐渐成为物权法的中心、用益物权因社会经济的变迁而发生变动和用益物权的权能在逐步扩大三个发展趋势；作者论述了用益物权的用益性、独立性和占有性三个法律属性；最后指出，我国用益物权制度存在着立法概念不准确、立法内容不完整、立法体系不科学等缺陷，应当建立包括地上权、地役权、典权和用益权在内的完善的用益物权体系。

　　用益物权是物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民法对此都非常重视。近年来，我国的民事立法对用益物权亦愈加重视，在许多法律中都规定了用益物权。但是，我国现行的用益物权制度尚不完善，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法律调整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认真研究用益物权制度，探究完善我国用益物权制度的途径，是我国物权立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用益物权的发展趋势

　　用益物权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为解决物质资料的所有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是所有权与其权能相分离的必然结果。这种分离适应了商品经济要求扩大所有权、扩展财产使用价值的需求，〔1〕对于满足当事人的需求、充分发挥物质资料的效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无不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法律都给用益物权以确认和保护。自从《汉穆拉比法典》出现永佃权的萌芽以来，〔2〕经过罗马法及受罗马法影响的《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发展，用益物权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体系，成为现代物权法的重要支柱之一。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用益物权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1.用益物权逐渐成为物权法的中心自物权制度产生以来，经演变发展，形成了两个各具特色的物权体系，即罗马法物权体系和日耳曼法物权体系。这两个物权体系由于价值观上的差异，在物权观念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并对后世物权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罗马法的物权制度是简单商品经济的法律表现，它以“个人主义”为立法思想，形成了以所有权为中心的物权法体系，强调物的“所有”而非“利用”。这种物权观念对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影响甚大。日耳曼法的物权制度是农业经济的法律表现，它以“团体主义”为立法思想，形成了以物的“利用”为中心的物权法体系。这种物权观念对英美法系国家的财产法影响甚大。罗马法的以“所有”为中心的物权观念适应了资本主义初期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所接受。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种观念逐渐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日耳曼法的以“利用”为中心的物权观念，却颇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因而为许多国家所重视和采纳。在现代法中，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财产法，以“利用”为中心的物权观念都在法律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以物的“所有”为中心的物权观点，已经被以物的“利用”为中心的物权观点所取代。用益物权作为以物的使用收益为内容的物权，反映了现代物权法以“利用”为中心的物权观念。因此，可以说，现代物权法的核心在于用益物权。

　　2.用益物权因社会经济的变迁而发生变动用益物权是社会经济条件的具体法律表现，因而，用益物权因社会经济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动。这种变动表现出两种相反的趋向：一方面，新的用益物权种类不断出现。用益物权的种类取决于人们对财产的控制和利用程度。随着科学技术的广泛采用，人们对财产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强，对财产的利用程度日益加深，这就要求法律确认新的用益物权。〔3〕例如，在罗马法中，只有役权、地上权、永佃权等用益物权，而在现代物权法中，除这几种用益物权外，在许多特别法中还规定了诸如采矿权、水权等用益物权。在我国，新的用益物权种类更是层出不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用益物权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出现了许多新的用益物权，如国有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国有企业经营权、国有资源使用权等。这些新的用益物权的出现，对于优化资源配置，解决资源的所有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固有的用益物权种类有所减少。在新的用益物权不断出现的同时，固有的某些用益物权，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动而逐渐失去存在的基础，例如，在我国的台湾省，永佃权因台湾政府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而消失，固有法上的典权已趋式微，设定地役权甚为少见。〔4〕再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建立，旧中国的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永佃权、典权等用益物权随之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