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1]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先从流通领域开始，与之相适应，民事法制的建设与完善也先从债权法领域着手，统一《合同法》即标志着债法制度的建设暂告一段落。然而，“物权法与财产归属关系、债权法与财产流转关系分别对应”的主流观点毋宁是方便理论分析的工具与方法，“在现实的交易世界，流转和归属本来就不停止的变化，因此规范之间如果出现任何漏洞、矛盾，都会造成严重的交易障碍，立法者不能把合同和物权法当成各自独立的两大块去处理，实不待言。”[2]作为民法典编纂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物权法的创制也已经开始。目前已经有两部物权法的学者建议稿出台，一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教授主持编制（以下简称梁慧星稿），一部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利明教授主持编制（以下简称王利明稿）[3]另外，在这两部学者建议稿的基础上，有关工作部门也形成了一些有关物权立法的初步意见。物权法与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这次物权立法是对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进展和成效的检验；反过来，我们也希望其能发挥推进改革的历史性作用。

　　公有制物权法面临的理论与实践上的难题，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在法律层面的继续展开。笔者不揣浅陋，结合现有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与相关意见，围绕公有制财产如何进入市场这一核心，对公有制物权法的若干基本问题略作尝试性探讨。开始正式论述之前，明确两个基本概念问题：（1）对“公有制物权法”可能会有两种理解，一是指建立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之上的中国社会主义物权法，二是指仅对公有制财产进行规范的物权法。本文以前者为基本意义，但是由于我国物权立法的难点在于如何将公有制财产纳入物权法规范体系，所以具体论述上可能会着重于后一种狭义理解。相应地，（2）本文在物权法意义上称“公有财产”、“国有财产”、“集体财产”，而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称“公有制财产”、“国家所有制财产”、“集体所有制财产”。

　　一、中国物权法的效率与公平之抉择

　　首先应明确，谈论我国物权法的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基本社会背景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此基础上，市场经济的价值选择将对作为市场交易规则的物权法的价值选择起着决定性作用，故而我国物权法应强调效率观念。然而，公有制物权法讲效率也面临一些理论与实践上的难题，须加以探讨。

　　（一）讨论的起点与背景

　　公平与效率是两个含义极其复杂的概念，对其间关系的研究是经济学、伦理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课题。本文无法对这两个概念进行究根问底的讨论，只力图用简单的三言两语，确立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效率的概念比较确定，基本的含义是在投入与产出之间，前者尽可能小而后者尽可能大的二者间比例关系。这里的投入与产出，一般指的是具有经济意义的变量，也有的将其他意义的变量代入这一函数关系，使效率这一术语具有越来越广泛的适用性。相比之下，公平的概念要模糊得多，博登海默甚至认为，“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Protean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其不相同的面貌。”[4]考察各种公平的学说，甚至可归纳为几乎完全对立的两端看法：一是在财产再分配的意义上来说，要求对社会的贫弱者加以特殊关照与扶助，其极端是实行平均主义；二是强调与自由相联系的机会平等，鼓励一种“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局面。前一种公平一般又被称为实质公平，后一种一般又被称为形式公平。对正义认识的差别竟有如此之大，几乎使人对正义这一词汇的表达能力彻底失去信心。然而，或许也正是在这两种正义观念的争夺与制衡之中，社会才有现在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