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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维权“最牛”打工仔索赔100亿
www.110.com 2010-09-17 17:38

图为阿亮在法庭上。本报记者 邓新建摄

 

  法官认为没有法律依据浪费司法资源      本报记者 邓新建 本报通讯员 李志金 徐兵

  100亿元!在广东省中山市打工的湖南籍青年阿亮(化名)在牛年成为我国有史以来“最牛”的维权者:他将老东家中山市阜沙镇东力公司告上法庭,索要精神赔偿金100亿元,这是迄今为止全国最大劳动争议索赔案件。

  【案情】天价索赔一告再告

  2007年11月9日,阿亮进入东力公司工作。当时约定,阿亮进入洗衣机车间做普通员工,但最后他被安排到冲压车间做冲压工。公司没有与阿亮协商,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令他十分不满。而公司方面不愿意因工种的变更而更改劳动合同,因为根据合同第3条约定,阿亮同意公司的安排,在生产部门任职,具体工作内容按照岗位职责要求执行。

  据阿亮称,去年5月2日,他向东力公司提出辞职申请,但由于车间领导挽留,收回了辞职申请。但一个月后,公司的保安却不再让他进厂,并用暴力手段威胁他。然而,公司提供了阿亮在提出辞职后只打卡不工作的证据,且阿亮一度无法联系上导致无法办理辞职手续。去年6月2日,公司视阿亮长期不上班的行为为自动离职,所以不允许他进入工厂。

  因发生劳动争议,阿亮曾两次到当地劳动部门调解,起初要求8000元的赔偿,但公司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后阿亮提起了劳动仲裁,除了要求工资赔偿外,还要求10亿元的精神损失费。

  2008年9月8日,中山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东力公司支付阿亮2008年5月份工资1570.65元及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387.28元,驳回阿亮要求10亿元的精神赔偿等其他仲裁请求。阿亮对该仲裁裁决不服,随后向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起诉。这一次,阿亮要求东力公司支付100亿元的精神损失费。

  被告东力公司在答辩中称,原告提出100亿元的精神损失赔偿,属于恶意滥用诉权行为。原告是主动辞职,分文不补。

  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2008年5月30日,东力公司违法解除与阿亮的劳动合同,判决东力公司向阿亮支付2008年5月份工资、赔偿金1963.31元以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387.28元,合计4350.59元。

  对于阿亮所称的100亿元精神损失费,由于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一审宣判后,阿亮对一审判决不服,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庭审】要求连刊十天道歉

  由于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的“天价”索赔,日前,阿亮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今天上午,该案二审公开开庭审理。

  在法庭上,独自出庭的阿亮显得很镇定,桌面上堆放着许多应诉材料,一本略显破旧的《劳动合同法》格外引人注目。

  开庭后,阿亮仍然维持一审时提出的索赔总金额10,000,024,400元,但这次他把100亿元减少了2100元,把减少的2100元加到别的索赔项目中。

  “由于去年春节期间和3月份我有请假,就不应得到全月工资,所以我在一审时扣除了2100元钱。但时间又拖了这么久,我的误工损失增加了,给我的伤害也更大了,我现在坚持把这2100元也要回来。”阿亮如此陈述。

  此外,阿亮还提出新的诉讼请求,要求用人单位在中山日报上连续10天刊登道歉声明。审判长当庭驳回了阿亮新增加的诉讼请求。

  庭审中,双方都同意在法庭组织下调解,但因阿亮坚持精神赔偿金不能少于1000万元,调解失败。

  法院将择日对该案件进行宣判。

  【对话】

  记者:你这100亿元是怎么算的?

  阿亮:我要求赔偿100亿元是有根据的。公司的行为使我失业,失去了劳动报酬,被迫忍受再次求职的奔波和劳碌之苦,而且使我在精神上产生愤怒、仇恨、痛苦和紧张的情绪,使我的人格尊严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人格尊严是无价的。

  记者:你觉得你所称的这种损害值100亿元吗?

  阿亮:我的愤怒到达了极点,我认为人格尊严无价,值100亿元。

  记者:为什么最初你只索赔8000元,后来在劳动仲裁时提出10亿元,到起诉时又变成了100亿元?

  阿亮:他们耽误了我那么长时间,而我的愤怒也与日俱增,现在我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再说,时间也是金钱,所以增加了90亿元。

  记者:你觉得你能拿到100亿元吗?

  阿亮:我知道他们也赔不起100亿元,但是我觉得法院最终怎么判决,应该听取民意。我个人意见就认为应该判100亿元。

  记者:目前为止,打官司花了多少钱?

  阿亮:仲裁是免费的,一审帮对方交了5元钱,自己出了5元钱,二审又交了10元钱,总共是20元。

  【点评】

  庭审结束后,审判长刘莉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阿亮提出的索赔数额之大,闻所未闻。根据我国现有法律,在劳动争议案件中,没有规定可以索取精神赔偿费。

  这种漫天要价、滥用权利的行为,不仅会使案件变得更加复杂,还浪费大量的国家司法资源,使得原本紧张的司法资源变得更加紧张,让渴望得到国家公权力救助的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也极容易在企业员工中传染,进一步加深劳资矛盾,使原本在金融危机下经营艰难的企业,因员工不合理维权,大大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影响劳资和谐。

  本报中山(广东)2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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