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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瓶费”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案例，这笔费用的收取需要几个前提：第一，弃用原先的说法和称谓，避免消费者的习惯性反感;第二，依然要于酒店醒目处明示，让消费者心中有数;第三，社会多方协调商议，推动制定使商家和消费者都能接受的费用标准。

　　要终结该事件，则需要在“法”与“情”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如果无法意识到侧面迂回有时候比正面突破更为有效，如果仍简单粗暴地把“换一种说法”等同于“换汤不换药”，争端还将依然持续。其实眼下餐馆酒店遍地皆是，顾客不愁没有选择，而商家也不可能不懂不断调整经营手段的重要性。要是顾客都流向了那些不收“开瓶费”的店家，剩下的酒店还会坚持张贴“谢绝自带酒水”的告示吗?因此，“开瓶费”的收与不收，市场杠杆才是最佳的发言人和决定者。中消协曾有人士站出来叫停开瓶费：是否自带酒水是消费者应有的选择权，而此时国家行政部门应出面对餐饮行业予以规范。

　　消费者消费时享有知情权和选择权。而今很多酒店俨然成了酒的专卖店，只能消费指定的酒，而且价格普遍过高。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谢绝自带酒水，即使进行公示，也属于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像浙江温州23家酒店单方面集体声明“自2007年元旦起，不能自带酒水”的做法，是不能被消费者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的选择权俨然成了被弱化的对象。消费是一种契约关系，不能由单方面约定其行为的是与否，商家更没有强行执行的权利。中消协副秘书长董京生曾放言：必要时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应该出面，对酒店售酒的价格、种类等方面做出规范。

　　通过法律的手段，是解决“开瓶费”的根本之道。“开瓶费”涉及多方的利益，而且各方意见纷纭，在法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时，司法机关根据法律原则进行裁决，当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从长远来看，“开瓶费”问题毕竟是利益区分和衡量问题，这种问题的解决最终是应当交由立法机关，经过民主的程序，用法律的形式进行确定，而不宜直接由司法决定。所以，立法机关应当就“开瓶费”交由消费者、商家、专家和社会进行充分讨论，再交由专家进行调查研究作出法律草案，并通过举行立法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进行充分的立法论证，最后交由人大进行表决，用法律形式确定“开瓶费”的性质。只有通过了正当程序进行了充分的立法博弈，“开瓶费”的规则才能融合各方的意见、反映各方的利益，才能真正做到公平与公正。

　　有关专家认为“开瓶费”反映的是消费者权益和商家赢利意识的冲突。有人称之为霸王条款。它的存在必然导致不公平交易、掠夺性交易，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践踏市场经济秩序的原则，因此，必须尽早将它遏制在未泛滥的摇篮中，以建立良好交易秩序和公平的市场环境。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

　　1、法律手段。目前，我国法律中涉及霸王条款的只有《合同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很少的几个条文，而且这些条文过于抽象，对形形色色的霸王条款缺乏法律上的针对性，消费者遭遇霸王条款后，法律上也缺乏明确的救济措施规定。因此，在实体法的层面上，应进一步完善经营者的法律责任制度;在程序法层面，应逐步完善小额诉讼的法律程序、确立集团诉讼制度等一系列保护消费者的制度。针对霸王条款这一现象出台前置性的约束条款，通过事先对经营者拟定条款进行审查，确保消费者权益不受损害。

　　2、行政手段。要解决霸王条款现象需要政府有关部门联合强势介入，以保障市场经济向着良好的

　　方向发展。加强市场主体和市场秩序管理;加强和推动诚信守法的市场文化建设;严厉制裁违法者，追究其行政法律责任。

　　作为人权理论的关注者和推动者，我们认为权利的落实比权利的规定更重要，因此在国家尚未有法律规定出台之前，各界人士应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规定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弥补他们因为权利受到侵犯所造成的损失。消费者自身也需要加强维权意识，积极主动地去了解法律的相关规定，力争把问题解决于未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