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被告人武玉利，化名刘亚军，男，25岁，陕西省白水县城郊乡圪台村人，农民。1996年9月12日被逮捕。

　　被告人王成亮，男，20岁，河南省淅川县荆关镇龙泉村人，农民。1996年9月12日被逮捕。

　　被告人李××，男，17岁，河南省西峡县丁河乡上店村人，农民。1996年9月12日被逮捕。

　　1996年初，被告人武玉利在一家煤球厂打工，因怕吃苦，又嫌挣钱少，便找到被告人王成亮商量“找个机会发大财。”经过一段时间密谋，二人商定对地处豫、鄂、陕三省交界的淅川县荆关镇龙泉村的信用站和储金会实施抢劫。后二人感到人数不够，又邀约被告人李××参与作案。作案前，三人准备了望远镜、起子、刀子、手电等作案工具。同年7月27日上午，三人商定;当晚到龙泉村信用站、储金会作案，如果有人发觉，就用刀子逼住或把人打昏。接着武玉利和李××又察看了地形，选择了作案后的退路，并让王成亮当晚八时在作案途中等候。下午，武、李二人在荆关镇古街买水果刀时，因行迹、言语可疑，当地公安人员对二人进行盘问，二人供出了准备当晚抢劫的事实。当晚，王成亮在等候的地点也被抓获。

　　「审判」

　　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武玉利、王成亮、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预谋采取暴力手段抢劫集体财产，并准备了作案工具，察看了地形，为实施抢劫行为创造了条件，只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才使抢劫行为没有实行，其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预备)。被告人武玉利在本案中起组织策划作用，是，应从重处罚;被告人王成亮、李××是从犯，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李××在作案时未满18周岁，应当从轻处罚。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于1997年2月27日作出刑事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武玉利犯抢劫罪(预备)，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二、被告人王成亮犯抢劫罪(预备)，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三、被告人李××犯抢劫罪(预备)，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年。

　　宣判后，三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也未提出抗诉。

　　「评析」

　　这是一起典型的案。武、王、李三人为了达到抢劫龙泉村信用站、储金会的目的，准备了望远镜等作案工具，察看了地形，选择了作案后的退路，为实施抢劫创造了条件。后因被公安人员发觉，抢劫信用站、储金会的犯罪行为才没有着手实施。本案中武、王、李三人在客观上虽未造成实际的社会危害后果，但他们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创造条件，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这种危害性表现在：①武、王、李三人主观上具有实施抢劫的犯罪故意，他们把农村金融机构??信用站、储金会作为犯罪对象，侵犯的客体是集体财产所有权。这种主观故意一旦付诸实现，集体财产将会受到重大损失。②武、王、李三人客观上实施了严重威胁集体财产所有权的犯罪预备行为，表现在：纠集人，策划犯罪计划;准备望远镜、起子、刀子、手电等作案工具;准备在抢劫时用刀子逼人或把人打昏;察看了地形，选择了退路;他们作案选择地点是三省结合部，若一旦作案得逞，社会影响较大。可见，武、王、李三人，主观上具有抢劫集体财产的故意，客观上又实施了抢劫的预备行为，对我国法律所保护的财产关系已构成严重威胁，完全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

　　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执法人员对预备犯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只看到预备犯的行为对社会尚未造成实际危害，因而存在对这类罪犯打击不力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一些严重的犯罪预备案件在、起诉阶段就给予“宽大”处理，甚至不予立案，使案件进入不了审判程序;二是即使有些犯罪预备案件起诉到法院，对预备犯的量刑往往过轻，甚至不适当地给予免除处罚。

　　淅川县人民法院这种注意打击预备犯罪的作法，体现了我国刑法的客观要求。通过追究预备犯的刑事责任，可以收到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效果，有助于防止犯罪分子本人不致再次犯罪;还会使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知晓，只要实施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哪怕只是犯罪的预备行为，也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也要被判处刑罚，从而警戒他们不要进行任何犯罪活动。

　　责任编辑按：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犯罪的预备行为作为一种犯罪形态，虽然实施于实行行为之前，但它已经不是单纯的犯意流露，而是为犯罪的实施创造了条件，使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受到严重威胁，处于遭受损害的危险状态之中。如果不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被迫停顿，就有可能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因此，对于情节严重的预备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使其受到刑事处罚。不这样做，就会轻纵犯罪分子，不利于预防犯罪。但是，这并不是说对一切预备行为都要追究刑事责任，都要给予刑事处罚。因为犯罪的预备行为同实行行为相比，其社会危害性毕竟要小一些，而且各种犯罪的预备行为，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也不完全相同，对于那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预备行为，就不宜追究预备犯的刑事责任。因此，只能对情节严重、危害较大的预备犯科处适当的刑罚。

　　我国刑法只规定了对预备犯的处罚原则，没有具体规定对哪些预备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对哪些预备行为不以犯罪论处;更没有具体规定对哪些预备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对哪些预备犯可以免除处罚。这只能在司法实践中根据预备行为的社会危害大小区别对待。一般来说，判断预备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1)犯罪客体的性质。对于犯罪客体比较重要的犯罪预备行为，如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杀人、抢劫等犯罪，可以追究预备犯的刑事责任;而对于犯罪客体的性质相对来说不甚重要的犯罪，如妨害婚姻家庭方面的犯罪，较轻的扰乱公共秩序罪，其预备行为就不宜以犯罪论处。

　　(2)犯罪预备行为的情况。同是预备行为，其表现形式不同，对犯罪客体所造成的实际威胁也不完全一样。如有的只是为实施一般盗窃而购买工具，有的则组织建立盗窃集团;有的仅仅制定了犯罪计划，有的却已携带犯罪工具到达犯罪现场，而有的甚至已经逼近犯罪对象。对这些不同情况，要区别对待。总之，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预备行为，可以不认为是犯罪;对于情节严重、危害较大的预备行为，可以追究预备犯的刑事责任，但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