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的逃逸情节在现行刑法中作为一个重要的事实因素而加以规定，对于逃逸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不同，即对刑法第133条“特别恶劣情节”同等评价价值的普通逃逸行为，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逃逸行为，和对将被害人带离现场隐藏或者遗弃后的逃逸行为，在不同的法定幅度中具有不同的意义。逃逸行为在刑法修订前后，都是刑法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2000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施行后，仍有对此探讨的必要。

　　一、逃逸行为与责任认定的关系

　　根据1991年9月22日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逃逸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应负全部责任。

　　交通肇事罪的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在事故责任的承负上，是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以及一定条件下的同等责任。但在目前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普遍存在着对行为人具有逃逸行为时，就一概认定行为人对事故负有全部责任，而不问该逃逸行为是否已经造成事故责任的无法认定。其次《办法》第20条规定的逃逸主体是当事人，即包含在事故发生时无任何过错的当事人，因此在当行为人只负次要的事故过失责任、或完全是因为另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因而发生交通事故，仅因行为人逃逸，就认定其负事故全部责任。如此认定显属不当。逃逸应该是事故发生后行为人对法律追究和见危救助行为的逃避，是行为人对事故处理的态度，是一种事后行为。而刑法调整的造成一定后果的交通事故的行为人对事故发生时的过失主观心理和过失行为。以事后行为作为认定行为人在事故发生当时的主观过失程度，显然与理不合。应该以行为人在发生事故的即时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程度，认定其对事故的责任是全责、主责、同责、次责、无责。

　　在事故责任认定时，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逃逸行为人应负全部责任，该逃逸行为与《解释》规定的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情形的一般情节的事故后果，同时作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定罪情节。而在法条中，又对该逃逸行为作为加重处罚的量刑情节，违背了一事不得重复评价的原则。同样道理，对交通肇事致1-2人重伤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六种情形中，也存在着重复评价。

　　二、逃逸行为的认定

　　在理论界对于逃逸的认定存在着“逃逸行为人必须对抢救的缺乏以及责任认定的逃避”的观点，并且认为“单一动机的存在也可以构成逃逸”。暂且称之为两件论。

　　根据《解释》的规定，逃逸是指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此《解释》则明确规定了逃逸行为人在主观是逃避法律追究的单一动机，而对于行为人是否具有对抢救义务的作为，均不影响逃逸的成立，如某行为人驾驶车辆将行人撞伤后，为保护现场将伤者遗弃在现场，自己则到交警部门投案。按照两件论则该行为人属于逃逸。

　　但按照《解释》则不能认定为逃逸，虽然对行为人抢救义务不作为具有道义上的可谴责性。人的生命价值是无法以金钱来衡量的。对逃逸行为人的认定排斥救助，会使肇事人产生价值意识的歧途，会因长期的治疗费用不如死后抚恤，尤其是对年老的体弱的被害人，则更是如此，在可以送其抢救而不送其抢救。因为解释并未规定“行为人在肇事后不积极施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规定为加重处罚的情节”。

　　三、逃逸致人死亡的认定

　　根据《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构成此加重情节，在主观上行为人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在客观上要造成被害人得不到救助及因此而死亡的后果。换言之，即要构成因逃逸致人死亡，必须具有“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因此被害人得不到救助——因此被害人死亡的因果关系存在。并不能因为行为人逃跑和被害人死亡这前后两种因素，而擗开中间因素，得出行为人具有因逃逸致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