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法中对犯罪主体有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之分。一般主体是针对特殊主体而言的，一般主体是指具有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在适用《刑法》上设有特殊的限制，只要触犯了法律就应追究刑事责任。对特殊主体在适用《法律》上作了专门的规定，新旧《刑法》第93条对此作了专门的规定，也就是属职务犯罪的主体。即是《刑法》第93条中所规定的人员犯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就将受到法律的追究，这是法律明文规定。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也有一般主体履行着特殊主体的“职责”，实施了“职务”犯罪该怎么追究，现行法律对此却未作规定，而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又常常遇到，不能不说是法律上的空白点或在立法中的疏漏。如公安机关的联防队员、乡镇林业站林业员等，他们都是临时招聘的人员，虽是一般主体，但他们又履行着国家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或行政执法人员的职责。如公安联防队员本身并不具备办案资格，只具有协助、配合公安干警办案的义务，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警力有限等原因，联防队员 也在办案或从事其他工作，又如乡镇的林业员，他们虽是临时工，但他们却代表林业部门管理林业工作。

　　由此看来，这些一般主体在特定的情况也履行着特殊主体的“职责”，但对他们所实施的“职务”犯罪，诸如刑讯逼供、私放罪犯罪，泛滥林木采伐许可证等法律上却没有规定他们构成这些案件的主体，以致无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对他们的处罚也只是开除或解聘而已。如某派出所破获一盗窃4000余元的大案，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在刑拘中，固其患病，被送往医院治疗。在治疗中派出所派一名联防队员专门看守。其间，犯罪嫌疑人对看守他的联防说：“把我放了，以后重金感谢”。在重金的引诱下该联防乘护理人员不在之机，将犯罪嫌疑人的手铐打开将其放走。事隔数日，公安机关再次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后，才真相大白。就本案而言，该联防队员的行为是符合《刑法》第400条的规定，即有犯罪的故意，并利用看守的“职务”之便，为了得到好处，私自将犯罪嫌疑人放走。即构成了私放罪犯罪。但因其不是司法工作人员，而得不到法律的追究。而公安机关也不能以《刑法》第310条窝藏、包庇罪来追究。虽然该罪是一般主体，但其犯罪行为所包庇的对象是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前的行为，即为犯罪嫌疑人提供隐藏处所、财物或帮助其逃离等，而非是对在押的被限制一定期限自由的嫌疑人实施的包庇行为。这样由于主体的限制，立法不完善，客观上给犯罪嫌疑人造成可乘之机，使其逍遥法外，公安或检察机关都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