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据统计，我国刑法（包括修正案）规定的421种罪名中，约有311种要求犯罪数额，约占刑法罪名总数的73.9%.它们或由刑法条文直接规定，或由司法解释规定；有的决定着犯罪的成立，有的影响着犯罪的区分，还有的影响着量刑的轻重。然而犯罪数额中仍存在不少问题，直接影响着对犯罪的正确定罪量刑，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我国刑法中犯罪数额存在的问题

　　（一）制定犯罪数额的法律依据问题

　　问题一：两高在制定某些犯罪数额认定标准时，常规定一个幅度，然后授权省级法院、检察院依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其制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其备案。这种规定的效力问题，值得考虑。

　　问题二：无权机关制定的犯罪数额，如2001年5月9日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就盗伐林木、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等制定了立案标准。

　　（二）将犯罪数额不合理扩张的倾向

　　1、对行为犯也规定犯罪数额，显然在道理上说不通。如：1999年9月施行的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对刑讯逼供罪规定，如果3次以上或者对3人以上进行刑讯逼供的，应予立案。那么两次以上或者对两人以上进行刑讯逼供与3次、对3人有何区别？就不是刑讯逼供吗？

　　2、把某些犯罪中无需也无法量化的情节也规定犯罪数额。如刑法第第二百三十条逃避商检罪的条文规定，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很显然立法的原意在于行为的情节严重，而不是指结果的情节严重，否则该罪就不应是情节犯，而应是结果犯了。但是 2001年4月18日高检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明确规定如果逃避商检给国家、单位或者个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该规定本身就有将情节犯向结果犯转移的倾向，这一转变违背了立法的原意。

　　（三）对性质相同或相近的犯罪数额评价不同、量刑不公的问题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1年4月18日公布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就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案的追诉数额标准规定为个人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单位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同是行贿行为，只因行贿主体不同，追诉数额差距就那么大，有违刑法评价的公平性。

　　（四）政出多门，多主体、多层次解释，造成法律适用麻烦

　　如：盗伐林木罪的立案标准，2000年11月17日最高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数额较大以2至5立方米或者幼树100至200株为起点；2001年5月9日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作同样的规定，明显是重复规定；2001年6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伐林木、滥伐林木刑事案件犯罪数量认定试行标准的通知》也规定，数额较大以2立方米或者幼树100株为起点。同一问题，四个机关用三个文件，作出三个大体相同的规定，实属资源浪费。

　　（五）一些犯罪数额地区标准的不同，导致法律适用处于不确定状态，有损于法律的安定性

　　仅就盗窃而言，假如甲地的立案标准为500元，乙地的标准为700元，丙地的标准为 1000元，犯罪嫌疑人在甲地盗窃了600元物品，在乙地盗窃了800元物品，而在丙地盗窃了1100元物品并在丙地被抓，按犯罪行为地的标准，三次行为均构成犯罪，但按丙地标准只有最后一次构成犯罪；如将三次行为均认定为犯罪，那么，丙地法院能否适用甲地和乙地的立案标准，存在疑问；如将盗窃数额合并计算按丙地标准定罪量刑，就会放纵犯罪。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出路

　　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无非有两种，一是对犯罪数额不作规定，留给司法实践去解决；二是规范犯罪数额的规定，使其更趋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