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题要：死刑实施中的公正性问题是伴随着我国成文法、公开法的出现而出现的；虽然公正法、成文法的出现从理论上解决了人类在野蛮状态下死刑的随意性，但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错杀、冤杀的问题仍然成为困扰中国古代社会的问题之一。笔者认为，社会对于死刑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于冤案、冤杀问题的关注、批评本身系司法体制改革、构建理性司法体制的原动力之一。其次，在具体的司法技层面，需要加大对被告人辩护权利的保护等方面以最大程度地防止错杀、实现死刑的社会公正仍然需要各级法院、法官的长期的、艰辛的努力。再次，在刑法轻刑化、普遍地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今天，如何减少我国死刑总量、如何减少我们的社会对死刑在调整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安全方面的依赖性不仅仅系从根本上减少冤案、冤杀的治本之策，同时也是我们法制文明发展进步的标志之一；而作为法官，应当站在历史和今后之间，充分发挥出其在减少我国死刑总量、为我国法制文明的发展进步发挥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社会对死刑制度的公正性予以关注，系实现法制文明进步的最大原动力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如果说奴隶制国家和习惯律的出现系人们开始了从野蛮状态迈向文明的第一步，那么说成文法、公开法的出现，系我国彻底告别蒙昧、步入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文明的标志之一；但同时，笔者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都必然地会付出相应的代价。比如说，伴随着成文法、公开法的出现，法律实施中尤其是死刑制度中的社会公正问题开始成为困扰中国古代社会的难点问题之一。这是因为，在成文法、公开法出现之前，由于法律仅仅由以天子为中心的少数贵族知道并掌握，又由于当时在审判中往往会以占卜等形式披上神秘主义的外衣，作为一般的平民是否真正的触犯了刑律、是否应当被处以死刑以及为何被判处死刑，被惩治者根本就不知道法律的内容；尤其是奴隶作为奴隶主贵族的一种财产，其更是任由主人宰割。又由于刑罚系以“天”或者称为“上帝”的名义而实施的，广大奴隶以及平民只能听“天”由“命”了，死刑在实施之中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因此，从刑法这个角度说，我国成文法、公开法出现之前的奴隶社会中仍然保留了野蛮社会的某些特征。笔者认为，在中国步入战国时代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成文法、公开法的出现并成为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法律之前，除对于少数知道法律的贵族被处以刑罚之外，并不存在刑罚是否公正、尤其是不会成为社会所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但随着成文法、公开法的出现，一是固然法律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以皇权统治地位为中心的社会秩序而制定的，但普通平民毕竟知道了“王法”的确切内容；二是，在这种制度之中，虽然皇权本身仍然保留着“天子”的某种神秘主义色彩、司法活动的主权者也是皇帝本人，但问题在于：人们能够切身感受到的具体“王法”却是由皇权体系下的官员这种 “人”而非“神”实施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由于人们知道了法律、人们知道了执行法律的是“人”而非神，从理论上彻底地告别了刑罚中的随意性，未触犯刑律而被处以刑罚、尤其是当人未实施犯罪行为而被以“王法”的名义处死的情况往往就会引起当事人及其家属、以及全社会强烈的关注和不满；因此，正是由于公开法、成文法的出现，废除了死刑实施中的随意性，成为了彻底告别野蛮社会的标志之一。但问题在于：在社会的实践之中，是否能够做到了严格按照“王法”执行了呢？

    虽然公开法、成文法的出现，从理论上彻底地废除了死刑中的随意性；但问题在于：一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律都是由人而非实施的，那么说在实施的过程之中，官员本身是否公正就往往成为影响法律实施的关键问题之一；其实，在对事实的认定方面，人们是否能够对于所有的事实都能够查清楚？尤其是在刑讯逼供作为刑事诉讼合法手段的情况之下，“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更是使得官员在刑法实施中可以根据自己先入为主的判断而滥用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