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全部刑法规范，指导和制约刑法创制适用活动的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意义和准则。我国刑法典第3条至第5条明确规定了我国刑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便是我国刑法典第3条规定的：“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便是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本原则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只有法律将某一种行为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才能对这种行为定罪判刑，而且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定罪判刑；另一方面，凡是法律对某一种行为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这种行为就不能定罪判刑。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39条的规定：即“凡是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褫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至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刑法中罪刑擅断的黑暗现实，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张，并以三权分立说；心理强制说和人权保障理论为其基础，使罪刑法定的思想更为系统，内容更为丰富。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罪刑法定这一思想由学说转变为法律，在资产阶级宪法和刑法中得到确认，由于这一原则符合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的发展趋势，至今已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世界各国刑法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最早见于清末的《大清新刑律》第10条： “法无正文者，不论何种行为不为罪。”民国时期1911年的《暂行新刑律》，1928年、1935年的《刑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我国1979刑法典对罪刑法定原则没有规定，但从当时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来看，基本上得到了贯彻执行，不过，由于79刑法典第79条规定了有罪类推制度，因此严格的说，我国 1979年刑法实行的是以罪刑法定为主，以类推制度为辅的原则。1997年3月修订的现行刑法典，从完善我国刑事法治，保障人权的需要出发，将罪行法定原则明文规定在刑法典中，并废止类推制度，这项原则对内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对外也更能充分体现我国保护人权的形象，它标志着我国刑法有了重要的发展，是现代刑事法律制度的一大进步。

　　实行罪刑法定的原则需要做到：一是否定刑法的效力溯及既往；二是禁止有罪类推；三是对各种犯罪及其处罚必须明确具体，禁止适用习惯法，反对绝对不定期刑；四是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五是司法解释不能超过法律。由此可见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是罪与刑的明确化、规格化和法定化。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的具体规定中更是得以充分体现。从犯罪的规定来看，首先，第13条就明确规定了犯罪的概念：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上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就深刻揭示了犯罪的社会本质及法律特征，为定罪提供了一个总标准。其次，从第14条到18条逐一规定了犯罪故意，犯罪过失，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等犯罪构成的一系列要件，为犯罪的认定设定了一般性的规格。第三，刑法分则条文对每一具体犯罪的特征都作了具体描述，为司法实际部门认定每一犯罪提供了具体的标准。再从刑罚的规定来看。首先，规定了刑罚的种类。我国刑法将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两类，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包括在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其次规定了量刑的总原则。刑法第6l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第三，规定了一系列量刑的具体原则和制度，如防卫过当的量刑原则，未成年人的量刑原则，累犯制度、自首制度、数罪并罚制度、缓刑制度等等。第四，明确规定了各种犯罪具体刑罚的规定，为适用刑罚提供了明确可行的标准，从而可以保障罪行法定原则的真正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