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与法院同志的交流中，得知在多起诈骗案件中，犯罪人利用公示催告程序屡屡诈骗得逞，不仅侵害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也给人民法院的声誉和审判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经笔者仔细研究，发现现行的公示催告程序确有严重的漏洞，必须采取措施予以弥补。

　　犯罪人利用公示催告程序进行诈骗的通常手法如下：（1）犯罪人先以合法方式与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建立交易关系，并以接受对方签发的汇票为支付方式，以期合法地取得汇票。通常汇票的金额较大，到期日较长，起码超过四五个月。犯罪人一般会按约履行与出票人之间的合同，以免出票人因犯罪人违约提出止付而暴露犯罪意图。（2）犯罪人取得汇票后，立刻再与其他人进行交易，并以背书转让该汇票为支付方式。犯罪人选择的交易相对人（即票据的被背书人），通常与汇票的付款银行不在一个省份，并且与出票人或付款银行没有业务联系。（3）等到交易相对人（即票据的被背书人）履行合同后，犯罪人立刻到付款地的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声称其汇票遗失、被盗或被抢，要求法院作出除权判决。由于犯罪人是票据关系的当事人，了解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并且还能够得到出票人和付款银行的证实。由于法院并不能了解其汇票已经背书转让的事实，因而必须受理其申请，予以立案。（4）法院通过公告通知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根据民事诉讼法，公示催告的期间不少于60日。但是，由于真正的持票人在其他省份，得知法院公告的可能性非常小，因而不能在公示催告期间申报权利。待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后，法院便作出除权判决，犯罪人便持法院判决向付款银行要求付款。（5）真正的票据权利人（即持票人）在票据到期后向银行请求付款时，才发现其票据被公示催告过，并且票款已经被冒领。但是，持票人如果声称自己是真正的权利人去追究银行的责任，银行是根据法院判决付款，不应承担责任；如果去找法院，法院是严格按照民事诉讼程序办案，也不应承担责任；如果去找犯罪人，犯罪人早已逃之夭夭。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除了犯罪人蓄意诈骗外，现行公示催告程序也有两个严重的漏洞。其一，由于票据转让是单方法律行为，真正的持票人自己不主张权利，其他的票据关系人，如出票人、付款人、背书人等，并不知道票据的最终持有人是谁。作为法院，只能通过公告的方式通知持票人申报权利。但是，由于汇票到期日较长，可以长达九个月，而民诉法规定公示催告期间是从立案时起不少于60日，法院的一般做法是90日，其结果是，公示催告程序往往在汇票到期日前结束，也就是在持票人得知其汇票被公示催告时，票款已经被领走。由于犯罪人将汇票转让给外省市的被背书人，并且该人再将汇票转让给付款地的其他人的概率极小，所以在此情形下，持票人几乎没有可能通过公告知道手中的汇票正在被公示催告，往往是在请求付款时才知道汇票被公示催告。其二，在公示催告程序终结时，法院所作的除权判决，应当只是宣告票据无效，即票据权利还是那个权利，只是与原先的物质载体即被公示催告的票据本身相分离，申请人可以持法院判决行使票据权利。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第233条规定：“判决生效后，公示催告申请人有权依据判决向付款人请求付款。”这就产生三个问题：（1）由于现行公示催告的期间可能短于汇票到期日，除权判决也完全可能在汇票到期日之前生效，而根据该“意见”，申请人有权在判决生效后请求付款，实际上就是申请人可以在汇票到期日之间依判决请求付款。（2）汇票到期日的长短，是票据权利的重要内容之一。不考虑汇票的具体到期日，规定只要除权判决生效即可请求付款，实际上等于确认该判决可以变更票据权利的内容，这违背除权判决的性质。（3）在汇票到期日之间请求付款，意味着出票人蒙受了到期日与支付日之间的利息损失，而申请人得到了这一期间的利息利益。持票人即使无诈骗目的，但其丧失票据后，居然可以凭借公示催告程序谋取额外的利息上利益，显然与公示催告程序的目的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