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定司法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享有广泛的职能，不仅承担着监督法律实施和国家机关以及国家公职人员守法的职能，而且与公安机关共同承担着指控犯罪的职能。但是，检察机关职权目前存在萎缩的趋势，其中的原因固然较为复杂，许多方面却是可以避免的，特别是在指控犯罪方面，其控诉职能有待强化，量刑请求权（实质是量刑建议权，以下简称求刑权）的行使有待拓展。下面笔者就检察机关应当积极行使求刑权的问题阐一孔之见。

　　一、检察机关控诉权行使的现状及其局限性

　　依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有关法律，检察机关行使控诉权的方式主要是提起公诉，其载体是起诉书和公诉词。实践上，检察机关行使控诉权时对犯罪的指控及定性和处理较为原则和粗象，仅仅指控被告人犯罪行为所触犯的罪名，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款以及有关影响量刑的法定从轻、从重的情节，从未向法庭建议依法应对被告人适用的刑种及具体的量刑幅度，也即未积极行使求刑权。这就使得检察机关的控诉职能难以向更深层次发展，其监督职能也难以完全发挥。一般地讲，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行使法律监督职能既是其正确指控犯罪的需要，也是其法定职能。如果检察机关指控犯罪时不积极行使求刑权，就会导致其指控犯罪不全面，不彻底，进而导致其对刑事诉讼的监督定位不明，标准不清，使得其监督带有滞后性、抽象性、被动性。

　　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监督是控诉权的必然延伸，其最重要和最严格的途径是行使抗诉权。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1条、《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第348条之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对确有错误的7类判决、裁定提起抗诉，而其中常见的一类即是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量刑不当，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规定，该类情形只有在判决属于“畸轻畸重”时方得提起抗诉。实际上，由于法院系统的整顿，“畸轻畸重”的判决是比较少的，也就是说，检察机关能够提起抗诉的案件是不多的。如2001年我市起诉部门共向各级法院提起公诉的各类刑事案件为2194件，市检察院支持各基层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仅为7件。而大量的明显偏轻偏重却不“畸轻畸重”的判决得不到预防、制止和纠正！检察机关对这类案件也只能无可奈何！

　　二、检察机关行使量刑请求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其法定的职责之一就是，指控犯罪，行使国家公诉权。而检察机关行使的求刑权，只是一种量刑建议权，不会侵犯法院的最终司法裁判权，是符合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制约、相互配合的司法原则的。这表现在检察机关要求人民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对其认为构成犯罪的被告人依法作出有罪判决，判处合理的刑罚，并适用适当的刑期。如果人民法院的判决“确有错误”，包括刑期的错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即得提起抗诉。所以，求刑权是检察机关控诉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只是检察机关未向人民法院明示，一旦人民法院的判决不符合这个幅度，且“确有错误”，即行使抗诉权。换言之，这只是检察机关在消极、被动行使求刑权，而非积极、主动行使求刑权。从这一方面讲，检察机关积极行使求刑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整地行使控诉权所必须的。

　　检察机关行使求刑权，不仅符合我国实际，而且顺应国际形势。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实行辩诉交易制度，规定检察机关的求诉权。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实践中，公诉人在没有特别的情况下，一般总是根据这一原则确定刑罚的施用。”（参见杨新培、王寨华所著《论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的量刑请求》，载于《法学》1999.1）我国虽然不属于英美法系国家，但其合理的部分我们可以移植、吸收、借鉴。鉴于我国的司法现状，很有必要规定检察机关的求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