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江都市药监局局长吕国乐、副局长金道春，因为帮助某假药公司“摆平”事情，2009年5月法院判决两人犯“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但作出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此后，二人却在局长和副局长的位置上又稳稳坐了一年多，直到前几天有媒体曝光，他俩才被免职。

　　所谓“免予刑事处罚”，不是免于追究刑事责任，而是说罪名已然成立，只是由于情节显著轻微，可以不给刑事处罚。所以两局长的问题不是“违纪”，而是犯罪;两局长的留任，就是罪犯在当局长。

　　罪犯当局长，着实匪夷所思，但这并没有与现行法律、法规有直接的冲突，甚至可以说是合法的。这背后的制度原因更值得我们探究。

　　1994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公务员“违纪尚未构成犯罪的，或者虽然构成犯罪但是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给予行政处分”，却没有规定公务员构成犯罪的如何处理!而2006年实施的《公务员法》沿袭了这个疏忽。这个制度漏洞给予不少“罪官”无限温暖，比如温州瑞安市原副市长蒋良荣因涉嫌“卖官”，被降级后，又因受贿于2002年被判刑3年，5年，但之后6年中，他没有被开除公职，一直不上班却还拿着工资。

　　2007年6月起施行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才把这个漏洞堵上——— 第17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即无论被判处实刑或缓刑，都要开除公职。

　　但真的堵上了吗?没有。比如江都市两局长虽然罪名成立，但因为是免予刑事处罚，而不是条例中的“被判处刑罚的”，所以非但没有开除公职，还能继续当领导。目前虽然由于媒体曝光，当地党委政府已经将其免职，但丝毫没有开除两人公职的意思。这是因为罪犯继续当公务员，并不“违法”。

　　这种制度显然是荒谬的。公务员，特别是官员，执掌公权，手握公器，理应是守法表率，相对于普通人应该有更严格的要求。但当下现实恰恰反了过来，严于治民，宽于治官。比如，无论老的《劳动法》，还是新的《劳动合同法》都规定，普通职工只要是“受到刑事追究”，即只要检察院，不用等到法院判决，单位就可以开除;而公务员被开除是要在“被判处刑罚”之后。

　　老话说“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但公务员的出路，未免宽了点，十七八岁的高中生因为作弊就要被取消高考资格N年，执掌一方权柄的官员，获罪之后还能继续当官：先是被判缓刑还能当官，再是罪名成立也能当官，相对于普通劳动者“受到刑事追究”就被开除，不啻九天九地。还要说明的是《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仅适用于行政机关，却不适用于中国众多拥有行政权力的事业机关，比如四川金堂县城建管理监察大队副中队长黄德彬，刑满之后，依然能回城管队当官，因为城管是事业单位，不适用上述的条例。

　　法规里似乎为“罪官”留了一扇扇“后窗”，让他们看到光明、感到温暖。坊间有笑话说，某地领导讨论一笔经费的用途，是修监狱，还是修小学?首长拍板：“修监狱!在坐的各位肯定不会进小学了，但进监狱还是有可能的。”结果全票通过。对比《劳动法》和《公务员法》，我们看到了官民不平等的法律起源，这源于政策制订者本身是《公务员法》的受益者。修监狱，还是修小学?这个问题不难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