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钓鱼执法”与“诱惑”

　　杨光志

　　继上海闵行交通执法大队钓鱼执法一事曝出之后，浦东又出了类似事件，且逼得人自断手指以证清白，上海市政府17日已明确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事实，“对于采用非正常执法取证手段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查处”。(10月18日《广州日报》)

　　调查在不痛不痒中按“利益关连”者“父查子”的方式进行着，而围绕钓鱼式执法的争论，才刚刚开始，因为，脱胎于“诱惑侦查”的“钓鱼执法”，可以说在世界各国均有不同程度地尝试，这种无法明确表态与有效规范的侦查与执法手段，在实际操作中有着太多的“擦边球”可打，算是一柄双刃剑，用好了，善莫大焉，用不好，则赔上公平正义，损及伦理道德底线与行政司法公信力。

　　笔者认为，若能剔除“钓鱼执法”中的那些“谋私利益链”，在一些领域大胆应用“诱惑侦查制度”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侦查手段，也不失为一种正确的执法思路。

　　诱惑侦查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通常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罪诱发型”，而后者即为常说的“警察圈套”。最高检在2005年即将其作为《职务犯罪证据问题研究》课题，委托相关学者专家进行研究，但一直因程序控制上无法有效防止滥用，而不敢轻易纳入打击经济犯罪领域使用。但在某些刑事领域，则可偶见该办法的影子。譬如“女警化妆引色狼”的刑事案件侦破，屡屡见效且颇受好评。

　　之所以这种手段引入打黑车之类执法，便变了味，盖因一个大前提的失控，即，执法者能很方便地牟利。所谓“黑车”的非法问题，其实还很有争议性，非牟利目的的互助性搭载客人或者货物，与非法营运还差着“八竿子”，但在制约上，却唯恐手段不惨烈，以致要逼得人“自断手指”以证清白，以致东莞的魏先生用小货帮朋友运点货收20元油费要被罚3万元(15日《南方日报》)，这你情我愿的事情，被公权这么一搅，越发让“和谐”受伤，有违执法本意，其要害就在于，执法者在牟利。这样的牟利，屡现于默许、鼓励罚没款物返还、自用、私分、利益链共享等规定制度设置之中。

　　所以，凡指向平头百姓的法律法规，公众其实还是希望以宽容为先，趋利避害人之本能，小老百姓偶占小便宜若没泛滥成灾，也不值得公权力部门过于“关照”，更何况，在民权私域“法无禁止即可行”，而在公域公权则是“法无授予即禁止”，此乃法理常识已获普世认同，为何我们的执法部门，挥舞起权力大棒与百姓较真时，总是那么不遗余力?与之相较对公权失范却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打击方式到技术运用都显得那么有气无力?天价烟局长、为谁说话局长、有身份的团长……猫腻摆明了，若没网友不遗余力推动，甚至这些官员的官位都会继续坐得四平八稳。薄熙来在重庆说，被黑社会逼得没办法了才打黑，这话实在，也反衬出很多地方，在治官治警、洁身自好上，还差那么点热情。执法是为钱还是为民，这是制度“向善”还是“助恶”的分水岭。

　　因而，笔者其实很期待“钓鱼执法”或称“诱惑侦查”能早日获得合法身份，运用在打击职务犯罪等官场或经济大案要案领域，而不是只热衷于编起笼子让小老百姓钻。关于这种制度厘清，须从根上着力，类似上海这种头痛医头、见招拆招，让浦东新区政府去“老子查儿子”，是无力完成这一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