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近日给全国交管部门下发《关于修改酒后驾驶有关法律规定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拟将醉酒驾车等行为纳入处罚范围，并首次提出“与醉驾司机同乘一车的乘客也应进行处罚”的内容。(10月11日广州日报)

　　司机醉驾,乘客受罚，这类规定看似十分符合对醉驾从严治理的基本思路，实则偏离了执法的正确方向，滑入了“责任泛化”的误区，试想，将治理醉驾的板子打在无辜乘客的身上，这种荒唐的立法思路，同旧时的连坐式处罚有何区别?

　　也许，在执法者看来，这种“连坐”是有其道理的：明知司机喝了酒，作为乘客为什么不劝阻他?司机醉驾的过失同乘客的不劝阻，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乘客应负连带责任。但问题是，因果关系不等于权责关系，乘客并没有制止司机醉驾的法定权利，因而也就无法尽此义务。只有公安交警才拥有此项权力，最应被“连坐”的是他们，但现在却将担责的风险推给了普通百姓，这实在没有道理。

　　如果放到实践中去考量，则这类规定更显荒唐。

　　且不说乘客的规劝，司机能否听得进去，更令人困惑的是，规劝之前，乘客如何判断司机是否喝了酒?除非与其同桌进餐，或者司机已烂醉失态，否则乘客根本无从判断。比如出门常坐的公交车，上下班集体乘坐的班车，外出乘坐的单位公车，或者随机拦坐的出租车等等，乘客如何能断定司机是否酒后驾驶呢?交警们尚需借助酒精测量仪等现代设备，难道要让乘客人人都炼就一副火眼金睛?或者每次外出都扛着设备，坐车前精神病人般的先让司机哈两口气?

　　其实，早在公安部的这个意见稿之前，个别地方就已出现了类似的出格规定。

　　比如，江苏镇江交管部门联合当地餐饮行业协会，让醉驾司机进餐的饭店也承担相应责任;而新修订的《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修订草案)》，则规定对醉酒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等也要罚款。此起彼伏的雷人新规显示，在当前全国严整酒后驾驶的大形势下，“重刑主义”正呈现逐步蔓延的趋势。

　　“重刑主义”抬头有其客观的现实背景。

　　一方面，前不久接二连三的重大交通事故，使醉驾迅速上升为一个公共话题而备受关注，严惩醉驾成为普遍的呼声，执法部门也因此承担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另一方面，从8月15日起，在全国开展的为期两个月的“严厉整治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成绩喜人，无形中成为严惩醉驾的正面诠释。社会舆论的主观影响与成绩带来的客观作用，早已使社会“集体无意识”地处于一种从严化的倾向中。

　　执法最忌抛开理性而感情用事，而目前日益泛滥的重刑主义恰恰犯了这一大忌。

　　无论连坐乘客，还是酒店担责，某种程度上都是“重刑主义”之下，“责任泛化”的表现，也使得执法偏离了客观公正的底线。如果说，在治理醉驾方面，以往的执法过于宽松，犯了“右”的错误，使一些人逃脱了应有的惩罚，那么，现在的“连坐乘客”，显然是矫枉过正，过于“左”了，使得一些人承受了不应有的惩罚。这显然是更要命的，因为它违背了“疑罪从无”这个最基本的法理精神。

　　由此看，司机醉驾,乘客受罚，是将醉驾的责任与治理无限泛化，眉毛胡子一把抓，这既有悖于权责一致的基本法理，情理上也说不过去，且在实践中也难于操作，因而偏离了治理醉驾的正确方向。其实，醉驾的责任在于驾驶者自身，卖酒的或者坐车的，顶多担负道义上的责任，而不应该承担实体责任，这才应当是醉驾执法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