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复核程序，是指依法享有死刑核准权的人民法院，对于下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审核，确认下级法院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的判决、裁定是否准确，是否应发生法律效力的特别审判程序。[1]死刑判决对一个自然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众所周知，笔者认为毋庸多说，而作为死刑案件的最后一道保护屏障的死刑复核程序之重要性，更是自不待言了。由于制度设计、程序运作中存在诸多问题，使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诉讼程序日益受到广泛的质疑。随着近些年来诸多“枪下留人”案的发生，更使死刑复核程序成为“众矢之的”。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已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本文拟对死刑复核程序的现状进行剖析，并尝试对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进行重塑。

二、死刑复核程序之“现在时”

（一）死刑案件的核准权问题

    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归谁所有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决定着整个死刑复核程序的制度设计和程序运作。那么，我国现行法律对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呢？且看如下分解：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修正）》（1996年3月17日颁布、实施）。该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第二百条第1款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该条第2款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和判处死刑的第二审案件，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1997年3月14日颁布、1997年10月1日实施）。该法第四十八条第2款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执行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

    第三，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杀人、强奸、抢劫、爆炸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行使。1991年至1997年之前，最高人民法院以“通知”的形式分别授予云南、广东、广西、甘肃、四川和贵州高级人民法院对毒品犯罪判处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并于1997年9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通知指出：自1997年10月1日修订后的刑法正式实施之日起，除本院判处的死刑案件外，各地对刑法分则第一章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第三章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判处死刑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二审或复核同意后，仍应报本院核准。对刑法分则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毒品犯罪除外）、第七章、第十章规定的犯罪，判处死刑的案件（本院判决的和涉外的除外）的核准权仍授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1998年9月2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七十四条第1款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依法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除外。

    考察上述立法和相关，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规制极为不统一，出现不同效力法律之间的规定冲突，具体表现在：作为上位法的《刑法》、《刑事诉讼法》效力应当高于作为下位法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但后者的规定却被最高人民法院作为下放死刑核准权的法律依据；作为新法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应当优于作为旧法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但同样我们从最高人民法院对死刑复核运作程序的具体设计并未体现此点。这种状况的出现固然有其历史和社会背景之因素，有其时代合理性，但作为改革制度之需要，笔者认为，反思其存在弊端仍为“与时俱进”之所需，因此，笔者将从以下角度对死刑复核程序所存问题进行详细分析。

    首先，死刑核准权的下放，必然导致死刑量刑标准在适用上的不统一。一方面从我国立法来看，我国的各种法律不论是刑法还是刑事诉讼法规定得比较笼统、概括，而另一方面从实际情况来看，案件种类、性质千差万别，审判人员的法律水平、政策水平和自身素质又参差不齐，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同地区、不同的审判人员掌握和适用死刑的标准缺乏统一性。也就是同一性质的犯罪案件，被告人在某一省，某一法官可能判处其死刑，而在另一省，由另一法官判决之时，被告人则可能“死里逃生”。可见，这种死刑标准的适用不一的状况，严重影响了刑法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实施，而且被告人的生死过多系于时间、地点、人员及其他“偶然”因素，对人的生命权显得不够珍视，且有悖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

    其次，死刑核准权的下放，有法律适用不平等之嫌。这主要是从死刑复核程序的适用对象上来看。陈瑞华教授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只保留危害国家安全和严重经济犯罪案件的死刑核准权，但杀人、抢劫等死刑犯都只能由省一级法院核准死刑，这就似乎显得前者的“待遇”更高。[2]甚至有媒体认为，前者针对的主要是“达官贵人”，后者针对的主要是“草根阶层”，从而出现了法律面前不平等的现象。① 另有学者将这种死刑犯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状况细分为三种形态，即官民不平等、贫富不平等、内外不平等。[3]因为最高法院核准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和贪污贿赂罪，通常是身居要位的“官”才能“犯得起”，而最高法院保留死刑核准权的第三大类犯罪即刑法分则第三章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其犯罪主体也往往是有一定经济条件的富裕阶层。而对于毒品案件最高法院一方面将死刑的核准权授权给云南、广东、广西、甘肃、四川和贵州等的高级人民法院，但另一方面又“留有一手”，即涉外毒品犯罪案件的死刑仍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后，下放死刑核准权，致使程序竞合现象出现。死刑核准权的下放，造成了死刑复核程序和二审程序“合二为一”，使死刑复核程序名存实亡，复核之程序流于形式，弊端多多，此为程序完善之着力点。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在下文中详细予以分析，此处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