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普通程序简化审的缺陷
　　从上面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普通程序简化审既非存在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 之外并与之并列的独立程序，也非美国式的辩诉交易亦或“实现辩诉交易的一种具有实 效性的程序渠道”，(注：参见龙宗智：《我国实行辩诉交易的依据和限制》，载陈光 中主编：《辩诉交易在中国》，中国检察出版社第2003年版，第219页。)同时也不同于 俄罗斯的被告人认罪特别程序。而是除死刑与某些特殊案件之外的普通程序的一种简化 应用，或者说它实质上是简易程序在适用范围上的一种扩大化。在犯罪率不断攀升，抗 辩式诉讼逐步推进，已有简易程序难以实现程序分流的情况下，笔者完全体会《意见》 的制定者意图通过普通程序简化审来实现分流案件、提高诉讼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的良好意愿。然而，毕竟由于《意见》制定者在立法权限方面的局限性以及所涉及的问 题已非一般司法解释性问题，再加上《意见》制定者缺乏对刑事程序、诉讼规律和程序 价值的系统周密考虑，使得《意见》及其所倡导的普通程序简化审存在诸多缺陷，受到 学者和实务部门的广泛质疑。这些缺陷主要是：
　　(一)不利我国刑事普通程序的改革和完善
　　简易程序是相对普通程序而定的，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实践表明，“没有成熟的普通 程序就不会有科学的简易程序。”(注：参见陈光中、严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这就要求刑事速 决程序的建构应以成熟的普通程序为前提，或者至少应在刑事立法和司法改革中与刑事 普通程序的改革和完善配套进行。那么，我国现行刑事普通程序是否已经成熟了呢?答 案当然是否定的。经过1996年3月17日的修改，我国刑事普通程序法律制度相对过去确 有较大进步，但与“成熟的普通程序”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而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更相 去甚远：诉讼法目的以打击犯罪为先，诉讼证明以客观真实为上，这就使公正程序的设 置困难重重；“主要证据复印件”的移送、起诉书的详尽陈述，使避免法官预断成为空 谈；证人出庭率低，律师不愿接受刑事案件，再加上公诉人的法律监督者地位，使庭审 控辩对抗、法官中立难以保证；而沉默权的缺失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虚置，使刑讯逼 供屡禁不绝。现实中的刑事普通程序既然如此，《意见》制定者在设置普通程序简化审 时是否兼顾了刑事普通程序的配套改革了呢?譬如控诉人的当事人化，被告人沉默权的 确立，律师在场权和调查权的落实，证据展示制度的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行， 等等。综观《意见》内容，其制定者没有，当然也不可能做到这种兼顾或配套改革，因 为它毕竟只是一个司法解释主体，而不是国家立法机关。然而，问题不止于此，由于《 意见》规定普通程序简化审中法官可以“庭前阅卷”，庭审中对“无异议证据可不经质 证而当庭予以认证”。(注：这里虽限于“无异议证据”，但在被告人沉默权、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缺位以及辩护律师出庭率低的背景下，是否确属“无异议”，值得怀疑。另 外，如果被告无罪而自愿认罪或替人顶罪，“无异议”限制就失去意义。)控辩双方法 庭辩论主要围绕确定罪名、量刑等实体问题进行，如此等等，使得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 的防止法官预断、加强庭审抗辩目标更难实现。甚至可以说，《意见》的出台，正迎合 了某些司法人员安于现状、不求改革的惰性心理，并为其提供司法依据。这不能说它对 司法改革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