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全程录音录像 讯问 人权
[摘 要] 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是最高检保障人权、贯彻以人为本原则、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具有深远的法治意义。但是该规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如适用范围过窄，对犯罪嫌疑人的保护不够全面，尤其是监督措施缺失等，这就使得其效果难以充分发挥。笔者针对该种现状，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自2007年10月1日起，全国检察机关都开始对讯问职务犯罪案件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该制度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为了深入推进“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适应新形势下开展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客观需要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被视为检察机关力推的遏制刑讯逼供的工作重点之一。对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全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既有利于及时、全面固定关键证据，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和诬告干警，也有利于强化对讯问活动的监督，有效防止刑讯逼供等违法讯问行为的发生，促使侦查人员进一步转变执法观念和工作作风，努力提高依法办案水平。另外，通过再现审讯过程，还能帮助检察机关从中寻找新的案件突破口。对讯问过程实行全程录音录像不是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要求，而是检察机关从严格依法公正执法的角度对自身工作提出的要求，此举折射出检察机关司法理念的重大进步，具有深远的法治意义。
一、讯问全程录音录像的法治意义
1、此举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理念。我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5年10月19日中国政府颁布的第一份《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第七部分专门就“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了说明。特别是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庄严地写入我国宪法，标志着我国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尽管《》等法律法规明文规定对犯罪嫌疑人不得进行“有罪推定”、“刑讯逼供”，但由于上述规定缺乏必要的监督与保障程序，使得“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审判实践中部分办案人员的法治意识和人权意识不强，亦使得徇私舞弊、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等有违人权的报道屡见报章。据统计，在一些检察院承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有高达40%的被告人在庭审阶段就主要犯罪事实翻供，并声称系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指供、诱供所致。而在另一些地方，比例竟达60% 以上。[1]真正的法治社会要求法律给与全体公民以平等的法律保护，即使是对犯罪嫌疑人也不能例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进一步深入，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要求司法机关规范司法行为、保障公民人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最高检的新规定无疑是从程序上贯彻了保护犯罪嫌疑人人权的理念。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在镜头面前，一切野蛮行为将无藏身之地。
2、此举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程序法哲学理念。程序应为人来服务，它应尊重人的主体地位，顺应人的理性发展，保障人的安全、自由、平等和全面进步。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应自始至终惠顾并融汇于程序之中，否则，难免会产生程序对人的奴役，程序对人的反动，程序对主体人的对抗、压制、扼杀、束缚、乃至程序异化的产生[2]。“人是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人应当成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我们应以“人”为中心考察一切程序的合理性，程序的设置和运行应当贯彻“人”的标准。回顾人类的历史，最早的公正主要只是一种程序公正，按照庞德的话说，“程序是法治的核心，是法治从法律形态到现实形态的必不可少的环节”。美国著名大法官福兰克弗特也说：“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程序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决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3]而且是“国家与公民个人之间的纽带”。很多人往往是通过程序才认识法律是何物的，最高检的新规定正是从程序上使得公正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从抽象走向具体、从理想规范走向现实适用。
3、此举体现了对国家刑事侦查权进行必要的约束的理念。现代法治国家为了在刑事诉讼中保障受者的基本人权，抑制国家权力的恣意行使，在刑事诉讼中普遍引入了权力制约机制。一方面确立了司法权对侦查权的制约，表现为刑事侦查程序中的司法抑制机制和审判程序中的司法审查机制，以权力制约权力；另一方面极力提高受追诉者的诉讼地位，增强其与控诉一方相抗衡的能力，以权利制约权力。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均容易滥用权力,且其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4]我国检察机关的独立侦查权非常广泛，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都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对如此广泛的权力如果不进行有效的约束，势必会滋生腐败。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诱供等现象可以说与此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存在刑讯或变相刑讯的刑事程序中，“罪犯与无辜者之间存在的任何差距，都被意图查明这一差距的同一种方式所消灭了。”因为“这种方法能保证使强壮的罪犯获得释放，并使软弱的无辜者被定罪处罚。”[5]近三四年来，一批严重刑讯逼供的案件被曝光，社会影响恶劣；案件审讯质量，特别是当事人口供质量下滑,当庭翻供的比例逐年提高。司法腐败不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且直接导致了司法公信力的丧失。司法腐败现象几成过街老鼠，但如何约束和规范尚无有效的措施。最高检的新规定，使得侦查人员的讯问方式得以固定并在法庭上重现，对侦查人员采取非法手段获取口供产生很大的震慑作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司法腐败。
二、最高检的新规定的几点不足及其完善
最高检的新规定为有效监督检察机关的刑侦行为提供了一个透明的平台，无疑首开了惩治司法腐败的先河。有了这个透明的程序作保障，正义就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得以体现，更加有利于惩治犯罪、打击腐败。但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考虑，该规定仍有许多值得完善之处，如适用范围过窄，对犯罪嫌疑人的保护不够全面，监督措施缺失等。这些不足将会使其效果难以充分发挥，这有赖于将来修订刑事诉讼法时予以解决。针对这种情况, 笔者提出如下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