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在人文社会中，刑讯逼供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鉴于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也列有专条禁止刑讯逼供，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审讯方式依然存在，并成为我国司法体制的一颗顽固毒瘤。从刑讯存在的思想和制度根源出发，作者分析了刑讯逼供为何屡禁不止，并在防止刑讯逼供的思想保障和制度保证方面谈了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见解。希望大家从理论方面能够对刑讯有一个新的了解。
[关键词] 刑讯逼供；有罪推定；无罪推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侦押权分离。

前言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人员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精神或肉体以获取口供的一种恶劣的审讯方法。该行为严重的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非法获取口供的手段。然而，法律的明文规定并不一定等于生活中的事实，从传媒报道中，我们不时可以听到刑讯逼供事情的发生，有些甚至闹到死人的地步，这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社会的稳定。
一、刑讯逼供为何屡禁不止
（一）概述
1 、刑讯逼供存在的思想根源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都会有特定的思想根源作为基础 ，没有特定思想作为基础，这种社会现象就如没有地基的大厦，随时可能崩塌。刑讯逼供之所以能够在耗子过街人人喊打的环境中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必然有作为其生存土壤的特定思想。那么刑讯逼供赖以生存的思想土壤是什么呢？
（1）有罪推定思想的存在。有罪推定基本含义是：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被假定为有罪，可以不经其他司法程序而将其直接宣告有罪或作为犯罪对待；或者虽经司法程序才能够将刑事被告宣告有罪，但这种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而设有的。[1] （P237）“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经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及法院审理后绝大多数都被判有罪 ，无罪的只是极个别的”。[2]（P231）在有罪推定思想下被指控犯罪的人即被认为是犯罪或者象对待犯罪那样处以刑罚，对其可以长期甚至是无限期羁押，为获取口供，可以对其采用刑讯逼供等不人道的方式。
（2）封建特权思想的影响。
我国是世界上封建社会存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在封建社会里，采用的是纠问式的诉讼结构，规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证据之王，有时甚至还规定没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不能定罪、结案。在一系列的证据已经证明该犯罪嫌疑人有罪时，为获取其供述而实施刑讯逼供是在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于是刑讯逼供也就被公然的写进当时的律法。就连包公也把刑讯作为看家手段，动不动就“大刑伺候”，声称“不用大刑，焉得实供”。[3]
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皇帝至上，国家至上天经地义。“重官轻民”，“先国家后个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传统文化中的权力本位主义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于是有部分司法人员认为自己手中拥有权力，可以对犯罪嫌疑人随心所欲，从而出现刑讯逼供或变相的刑讯逼供。
（3）司法工作人员法制观念淡薄，办案急功近利，偷工减料思想作怪。
有了问题不喜欢去调查，不喜欢去实践，不去发案现场去寻找证据，不向群众请教，而沉溺于讯问犯罪嫌疑人，正如有些民警说的“明明是他干的，却死活不承认，给他几下他就会把问题给交代清的，根本不用东奔西跑”。想想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下，难道会不出现刑讯逼供！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刑讯逼供尽管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是它有利于查明犯罪事实，挖清余罪，客观上提高了侦查活动的效率。这实际上也涉及到一个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即效率与公正两者谁最重要。我们要明白，迟来的正义是不能代替法律的公正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刑讯逼供的合理性也是站不住脚的。
很多人有着这样的想法，他们认为刑讯逼供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它可能会使无辜的人受到不应该的惩罚；而对于那些确实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来说，他们不但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拒不交待，对于这种人进行刑讯逼供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在这我想问一句：难道一个人犯了罪就丧失了起码的人身权了吗？如果是这样，法律的公平公正何在？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问话固然应该如实回答，但如果其拒不交待或者不“如实交待”，那么这只能作为其认罪态度不好，在审判量刑时给予考虑。如果此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话，这不但有违人道主义精神，更严重是它将动摇法律赖以存在的规范性基础，使人们对国家的权威产生动摇。试想一下，如果代表国家权力的司法机关都不按法办事，那又如何让普通的民众遵守那些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呢？幸好，目前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也做出很大的改进。目前，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就进行了有效的创新。他们在犯罪嫌疑人接受调查时，发给两份《告犯罪嫌疑人书》，上面有法律规定的12项权利和义务，并且还有检察官必须遵守的3条纪律，以及上级和同级检察机关的举报电话。在侦查讯问完毕后，犯罪嫌疑人都要在这份“告知书”上签字，一份留在笔录，一份留给犯罪嫌疑人自己，以便其随时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项措施的实施，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如果公安部门也能够参照的话，那么刑讯逼供消失的那一天就不远了。
（4）上级领导的“铁案”和“限期破案”的压力。
一个地方一旦发生一个案件，没有多大影响的则罢，如果在当地有一点影响，上级有关领导和机关就一个又一个的电话，这个说：“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那个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在几天之内破案。”其实，他们也是出于好心，想早日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还被害者一个公道，还社会以安宁。但是，他们这样的做法却给司法办案人员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使工作人员怕在他们限定的时间到来时，无法破案，就只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讯逼供，更有甚者，干脆找个替罪羔羊。使司法程序不在正义。
（5）群众法制观念淡薄，给刑讯逼供提供了群众基础。
刑讯逼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其特定的群众基础的。自古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就形成了一种共同的默契，那就是犯了错的人在惩罚面前是没有权利可讲的。所以犯法就当罚，而且要很严厉的惩罚。其实这也是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 ——杀一儆百。当一个人被公安机关带去进行讯问，由于人们的法制观念淡薄，就会认为这个人肯定是犯了法。如果被带走的人平时和邻居们关系不错，大家就会说：“真看不出，他是这种人。”其实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如果被带走的人平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他们就会议论：“活该，枪毙了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