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庭审阶段，既承担法律监督职能，是法律监督者，同时承担公诉职能，又是公诉人。显然，中国法庭上的检察官，完全集两种性质迥异的法律职能和诉讼角色于一身，即所谓“检诉合一”。在世界范围内，目前只有中国等极少数国家仍然保留这种类型的诉讼机制，前苏联及东欧其他国家相继通过司法改革已经废除了“检诉合一”现象，主要原因在于：

　　一、“检诉合一”不符合诉讼规律的基本要求，严重阻碍国家制度和审判制度的健康发展。刑事诉讼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法律现象，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人们逐步掌握了其规律性，即科学的刑事诉讼必须最低限度地符合以下三个基本要求：控辩平等、控审分离和审判中立。这是刑事诉讼的基本法则，是刑事诉讼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否则，就是对刑事诉讼规律的背离和践踏。

　　但是，如果承担控诉职能的检察官在法庭上同时还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使本来已经足够强大的国家公诉机关又如虎添翼，“平等武装”成为泡影，必然会导致控辩双方力量呈现严重不均衡，控辩平等原则就形同虚设，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就没有任何保障可言。实践中，这种诉讼机制的一个显性副产品就是国家刑事辩护职能的极度萎缩，刑讯逼供等野蛮取证现象难以根除，冤假错案屡禁不止，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功能受到严重削弱，这是采取“检诉合一”诉讼机制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

　　正如西方法谚道：“控告人如果成为法官，就需要上帝作为律师”。显然，这种“检察至上”型的诉讼结构，毋庸置疑是一种相当落后的制度设计，与当今国际社会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完全背道而驰，总体上于国于民都可谓有害而无益。

　　二、“检诉合一”不符合法治国家公共权力配置的基本原理，背离了正当程序的精神实质，容易助长国家权的滥用。法治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国家每授出一项公共权力，必须同时划界和控制。划界就是要严格分工分立，防止其越权乱制和恶性扩张膨胀；控制就是要彼此均衡制约，防止其异化为绝对的权力而为所欲为。但是，这种来自前苏联的“检诉合一”诉讼机制，则完全打破了法治国家公共权力配置的基本原理。因为检察法律监督权是一种单向的、超然中立的公共权力，并以被监督行为的违法性为实施法律监督的法定条件，具有命令性、强制性、扩张性和绝对性，被监督者必须无条件服从是其最重要的制度特性，实际是处于裁判员的角色地位；而公诉权是一种双向的、片面的诉讼权力，代表着控诉一方的诉讼利益，具有求刑性、程序性和相对性，本身即为诉讼监督对象，其任何诉讼行为都不具有终局性，必须在法庭上接受辩护一方的对抗、法官的司法审查、公众的民主监督和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实际是处于运动员的角色地位。但是，“检诉合一”使检察官身兼运动员和裁判员两种相互矛盾的法律角色于一体，完全背离了正当程序中“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核心思想，不仅使检察权的法律分工紊乱不明，而且也使其成为难以控制的绝对权力。在法律监督权的遥相呼应下，检察权及其权、批捕权、追诉权等被滥用、怠用或恶性扩张膨胀的危险就会适时转化为现实威胁，检察权完全极有可能演化为法外特权，刑事诉讼领域就难以避免类似足球场“黑哨”现象发生。显然，谁来监督监督者的永久诘问，则成为这一诉讼机制最致命的制度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