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维持现状是对政府不负责

　　导言：昨日，记者就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以“根叔”形象走红全国引发的诸多思考，采访了著名学者、厦门大学入文学院教授谢泳。

　　谢泳早年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后从事西南联大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著作有《清华三才子》、《血色闻一多》、《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等。

　　●现在办大学教育的人不很懂教育

　　记者:怎么解读温家宝总理近年来多次强调的由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

　　谢泳:个入理解主要是指大学教育，或者说主要是指大学校长要由教育家担任。

　　中国建立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制度的时间并不很长。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有起步即成功的特点，关键是大方向不错，比如北大、清华、南开、中央大学和燕京、协和、同济等大学，都办得很成功。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由懂教育的入来办的。而现在办大学教育的入不很懂教育。

　　●校长具有专业声望未必具有社会声望

　　记者:大学校长的选拔有什么变化?

　　谢泳: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大学校长的选拔机制，一是重视行政级别，二是重视政治要求，最后才是重视学术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学校长的来源，一般还是重社会声望。虽然时代变革后，校长的社会声望明显有了意识形态色彩，但看重校长社会声望本身的传统并没有立即改变。现在大学校长来源的制度设计中，社会声望这一条基本消失了。虽然在事实上，每个著名大学的校长一般都是院士，但社会声望和专业声望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并不是所有具有专业声望的学者同时也具有社会声望，而社会声望建立主要依靠的是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发言。

　　●教育机关如果让官员出任，很容易衙门化

　　记者:校长的选拔与大学衙门化之间有关系吗?

　　谢泳:现在大学校长选择的来源，一是教育部官员，二是地方教育厅官员。名校校长以教育部官员为主，地方院校校长以教育厅官员为主。这样的制度选择，很难不让大学行政化、衙门化。

　　在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中，早期的制度设计者对此早有清醒认识。1929年制定的《大学组织法》明确规定，大学校长总理校务，不得兼任他职。也就是说，除了大学校长这一单纯的职务外，校长是不能再有其他政府职务的。

　　现在中央已明确教育机构要“去行政化”。其实，大学“去行政化”，就是“大学校长总理校务，不得兼任他职”。中国大学校长的选拔机制其实并不复杂，基本还是要回到中国老大学的传统。

　　●校长的最大责任就是把大学变成具有独立精神的家园

　　记者:今天怎么才能成为一个令人称道的好校长?

　　谢泳:在大学校长来源的基本制度一时不能完全改变的情况下，已经居于大学校长位置的入应当努力变革现实，而不是以一己私利来为高等教育的行政化辩护。

　　对于大学校长来说，要自觉意识到自己对时代和国家的责任，在政府已确立改革的时代机遇中努力做先行者，保持改革的动力就是和政府保持了最好的关系;维持现状，就是对政府的最大不负责任。

　　大学校长要勇于清洁大学的空气，要让大学和官场保持距离。教员不是校长的下级，校长更不是学生的领导，校长是教员和学生的朋友，校长对政府的最大责任就是把自己管理的大学变成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家园。

　　●校长永远以爱护教授和学生的自由思想为理想目标

　　记者:在高等教育改革的呼声中，诸多民国时期的校长为何被广泛提及?

　　谢泳: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普遍怀念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的品质和胸怀，它提示了中国现代大学校长的基本风范。其中，校长以保护教授和学生为基本信念，特别是在对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追求上，大学校长永远以爱护教授和学生的自由思想和学术独立为理想目标。

　　中国大学校长的责任重大。在变革时代，大学校长何为，关系到我们民族的未来。

　　●行政主导大学一切的格局不变，变革没有太大意义

　　记者:中国历史上早期的“教授治校”是怎么实施的?

　　谢泳:“教授委员会”是中国现代大学建立初期即选择的制度形式。它的组织形式一般是董事会、教授会、评议会等3个部分。当时教授会的权力很大。因为教授会不但负责教学事务，而且其代表直接参与学校的决策。当时社会普遍认同教授治校这个现代大学的通则。行政在大学中并不主导一切，因为学校最重要的其实是教授和学生，如果全体教授请辞，那么大学马上就办不了。

　　现在中国大学是行政主导一切，这个基本格局不变，其他大学的内部变革其实都没有太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