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两会”召开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大学的行政级别有时让人感到很尴尬;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个努力的方向，大学确实不应该有行政级别，但全国的事业单位、企业都应该同时取消行政级别，全社会同步配套进行;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纪代表的话有点弯弯绕，给人“模棱两可”的感觉，不如温家宝总理在此问题上的态度鲜明。他一方面似乎很赞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所体现出来的“去行政化”倾向，另一方面又似乎让人感觉到，倘若中国的教育循着纪代表指明的道路去走，那高校的“去行政化”只能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但只要联系上“两会”期间同样是教育界的某些“两会”代表的发言，就可以发现，其实纪代表的话很有代表性，真切地反映了当前教育界一批人在面对即将到来的高校改革时的微妙心态。他们明是为教育改革建言献策，实是为高校的“行政化”辩护。在这里，笔者想与纪代表商榷三个问题。

　　第一，高校的行政级别难道仅仅是“有时让人感到很尴尬”吗?“教育行政化是历史问题，但直到最近几年才为社会所强烈关注。”《规划纲要》的起草参与者、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在近几年的“两会”上，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纷纷指责高校内部的高度行政化，对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现象深表担忧。可以说，高校的“行政化”所带来的弊端，已经严重影响了教育的良性发展，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然而，纪代表在接受采访时，不但对高校行政化的弊端“轻描淡写”，而且举了一个很不恰当的例子(人民大学的经济学院、法学院那么大的学院，有那么多顶尖的教授，竟然被认为是处级单位;大牌教授任教研室主任甚至被认为是科级领导，而外面一个人数少得多的研究所、一个普通的杂志社却是厅局级)，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我们知道，无论是纪代表所说的学院院长，还是任教研室主任的大牌教授，人们所认可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在其行政级别，而在其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换句话说，纪代表之所以被人们认可，并不仅仅在于纪代表有副部级待遇，更重要的在于纪代表的人大校长身份。纪代表似乎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也就难怪他所说的——“不是我非要有级别，而是别人怎么看待我的问题，如果去找政府谈事情，是科长、处长还是市长来接待?这个是不一样的”，被网友认为是“为己张言”。

　　第二，取消高校行政级别难道一定要和全国的事业单位、企业同时进行吗?纪代表说，“大学确实不应该有行政级别，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是个努力方向”，但纪代表可能忘记了“革命”和“改革”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辛亥革命推翻的是中国的封建帝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导致的是苏联的分裂，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则是从一些领域、一些地区首先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虽然经历了30多年，但改革不仅没有结束，反而还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持续进行。具体到教育领域，则其改革30多年来从未停息过，也从未像现在这样被重视，以至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高校“去行政化”只是其中一个层面的改革而已。在这个时候，纪代表一定要将高校取消行政级别与事业单位、企业的取消行政级别扯在一起，我不能说纪代表不支持教育改革，但至少其言论不利于《规划纲要》的组织实施。

　　第三，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难道就是贬低教育吗?相对于高校行政化所带来的弊端，我们不得不承认，高校的行政化在某些层面确实带动了高校的发展，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正如媒体和社会所揭发出来的那样，高校行政化更多地造就了高校中的某些既得利益群体，而对整个高校教育并无多大好处。所以笔者认为，取消高校行政级别，不但不会贬低教育，反而符合高校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和规律，有利于“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类似于纪代表这样观点的还大有人在，但我们注意到，持这样观点的人，多数是高校的领导层，而我们也注意到某些媒体，如《文汇报》，站在所谓“第三方”的立场，进行貌似公正的报道。由此我们想到，中国教育改革的道路还很漫长，《规划纲要》的实施还会遇到更多不可估料的困难。但我们坚信，中国教育改革的步伐不会因此而停止，中国教育行政化的弊端终将革除!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