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中国大学不应成为行政官僚机构的附庸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陈汉辞采访陈宇的记录稿

　　发自北京

　　“您的位置有所改变了，呵呵!”当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国职业研究所所长陈宇的身影出现在3月份教育部的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上时，台下几位熟悉的媒体朋友这样和他开着玩笑打招呼。

　　的确，在这场关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为《教育规划纲要》)之“职业教育”解读的发布会上，这位一直被视为“给教育主管部门提意见对教育现状非常失望”的专家被邀请，并以《教育规划纲要》继续教育战略专题组副组长的身份坐在台上，这对于呼吁教育改革多少年的民间人士的眼里是一件“新鲜”事，中国教育改革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

　　“以前总是在台下给他们提意见，直言不讳;现在是坐在台上，发布和解读《教育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我自己也觉得有此怪怪的。”近日，陈宇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改总不不改好(小标题)

　　作为中国就业促进会、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的副会长，陈宇表示自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研究专家，但却是与中国教育贴得最紧密的学者。

　　来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630万人。根据大学生就业专业调查机构麦可思最新数据，2010届大学毕业生截至1月底签约率为32%，2010年的就业形势远比想象中的严峻的多。

　　“教育的目的之一，应当是让学生能够顺利就业。而中国的高等教育过去长期脱离经济、脱离生产，有点像卡拉OK、自娱自乐。”陈宇表示。事实上，大学生就业难在7年前就开始了。

　　从1999年开始，实行高校扩招的10年中，我国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增长了6倍。环比计算每年的增长速度超过了20%。这种人类现代教育史上最高的大学发展速度，被很多教育界人士称为是一个奇迹。

　　尽管将精英教育变成平民教育的高校扩招，并不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但陈宇表示，起码有一点是事实，就是大学生的供给大大增加了。

　　从2003年、2004年就开始的大学生就业难，与“高技能工人招工难”的矛盾现象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和社会整体层面的充分重视，直到金融危机暴发，大家才认识到其严重性。

　　从2005年起，诸多教育学者和专家就高等教育改革的呼声从未间断过，2007年，他们甚至向主管部门递交过一份《高考教育改革方案》，但对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高考改革，相当一部分学者还是持保留意见，不过，民间版本的方案在提交后一直未果。

　　而在这些年，作为生产部门和劳动部门的代表，陈宇就大学生就业、职业教育、民办教育等关于教育改革方面发表过诸多观点，比如鼓励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应把职业教育放在与学科性教育并重的位置等等。

　　“当然，由于中国教育改革的艰难，我并不对改革马上会取得成果抱有什么希望。”陈宇表示。

　　2008年，14个部委参与制定的《教育规划纲要》开始准备工作。

　　正是带着这种较为悲观的心态，2008年，作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推荐的战略咨询专家，陈宇参与了《教育规划纲要》，并任第六专题《继续教育发展战略》小组副组长。

　　而整个纲要的文本初稿形成后，数次在较大范围征求意见，共收到近5000条意见建议。文本前后进行了约40轮大的修改。在这个过程中，陈宇曾坦言“我一直持观望的态度。”

　　毕竟，对于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并未达成共识。

　　“教育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现在很难用一个某一种观点或方法把大家全部统一到一起，社会是向着多元的发展方向，因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即使95%网友支持的观点未必就是对的，虽然我认为我的观点是对的。”陈宇告诉记者。

　　但在2月份，温家宝举行五次《教育规划纲要》座谈会时，当陈宇被邀请出席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时，陈宇并没有再消极下去。他的发言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一些意见直接被反映到了最新修改的《教育规划纲要》中。对此，陈宇总结说：第一，教育有了被大家充分讨论的机会。第二，教育有了被大家充分试验的机会。第三，资源开始充分流动起来，民办教育得到更充分支持，并且，整个事情的发展有了新的透明度。

　　“有了这三条，能够改了，能够开放了，能够透明的来讨论这些问题了，我认为在这个纲要的引领下，应该是有希望的。”陈宇表示。

　　去行政化将是最大难题(小标题)

　　本月初，《教育规划纲要》呼之欲出，尽管关于“高等教育”以及职业教育并没有人们想象当中的有大的变化，但对于一些争议性最强的几大问题却向着探索的方向“前进”。

　　比如，《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创新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建立动态机制，优化高等教育结构，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

　　其中关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几乎都涉及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去行政化。

　　2月27日，温家宝总理通过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和网友进行直接交流，在谈到教育问题时，他指出：我们现在的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

　　28日，教育部袁贵仁部长就此事回应了记者的提问。他明确表示，要贯彻落实总理的这个指示，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包括通过章程建设，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鼓励和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等，帮助学校更好地依法面向社会自主办学，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倾向。

　　但是，有意思地是，在两会上，多位副部长级的大学校长表示“去行政化会减弱教育者的社会地位。”

　　从1992年起，我国有14所高校升格为副部级。也就是说，这些学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享受副部长级待遇。2000年增加7所，2003年又增10所。这样，全国共有31所大学具有副部级的行政级别。

　　虽然在全国现有超过1500所高等院校，有副部级行政级别的学校只占其中2%。但其却代表着很大的利益共同体，要想撬动绝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