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昨日发出《关于电动摩托车相关标准实施事项的通知》。通知要求，《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等4项国家标准中，涉及电动轻便摩托车的内容(下称“新国标”)暂缓实施。

　　这个通知，是近来舆论针对“新国标”强烈反弹的结果。大家已经知道，“新国标”之所以引来不少质疑之声，既是因为“新国标”关于电动轻便摩托车的相关规定，引致摩托车与电动自行车两个行业间利益博弈的白热化，也因为这些规定无助于解决电动自行车导致事故飙升这个现实难题。

　　关于“新国标”的制订，此前媒体已经多有探讨。总体而言，整个政策制订过程严谨程度不够，程序上有所缺失，未能顾及一个直接相关行业的利益，也未给电动自行车行业即刻转身留下余地。正因此，“新国标”不仅遭到了电动自行车行业的强烈反对，公共舆论也多持批评意见。

　　应当说，国标委宣布“新国标”暂缓实施，虽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但确是对利益相关主体意见的考量，也是对舆论监督的尊重。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

　　如果将“新国标”事件作为一个案例，如果将相关技术标准的规定纳入公共政策的范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未能将政策目标与政策本身有效结合，政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皆有缺失。当然，这一结果的出现，或因为“新国标”的主导者责任意识不强，标准制订仓促、草率;或因为其中有利益在作怪，“新国标”的制订被局部利益或私人利益所绑架。

　　回顾过往，其实“新国标”并非孤立的个案。曾经热闹一时的“绿坝”风波，即是又一例证。尽管“绿坝”政策的推动者的主观动因，出自于营造绿色健康的网络环境，防止未成年人受到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毒害，但“一刀切”式地要求相关硬件厂商强制预装，的确有所不妥。后来，相关部委也发文，要求“绿坝”强制预装暂缓实行，算是对此前政策的一个修补。反思此案，在“绿坝”政策出台前，如果对涉及主体有所征询，政策的制订应该更为完善。

　　从这些案例均可看出，不尽理想的政策选择，既增加行政成本，损失行政效率，也会导致政策涉及主体，乃至社会公众的强烈反弹。毫无疑问，制订公共政策是实现有效公共治理的重要手段。公共政策的质量如何，是否兼顾公平和效率原则，将直接决定公共政策的最终落实。

　　当前，中央正在努力建设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比较于管制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公共行为转向服务化，公共治理的目标是满足广大社会民众的实际需要。这就要求公务人员，即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与服务者，必须充分倾听民众的意见。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大量的公共政策制订过程中增加科学性，优化民主决策的机制，实现政策选择的“帕累托改善”，甚至“帕累托最优”，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

　　从“新国标”事件看，在电动自行车导致事故飙升的背景下，修订标准本身无可非议。关键问题在于，修改过程应当听取多方面的声音，包括摩托车行业、电动自行车行业，以及车辆使用者和交通管理者，如此，才不会出现将电动自行车赶入机动车道的非理性方案。而我们已经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决策的程序正义未能得到保证。这表明，政策的制订必须切实发扬民主，而不是流于形式。

　　同时，从提升行政效率、提升民众满意度的角度，相关公务人员在政策制订前投入需求研究，也是一个重要步骤。社会的不断发展，推高了对政府治理的要求，使得精细化行政成为重要的标准。唯有精细化行政，科学决策才能有基本的保证。行政行为不精细，就容易出纰漏，就会使政策制订仓促、轻率，也往往导致民众不满，进而损害政府公信力。显然，“新国标”就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此政策不及时决定缓行，或会使大量电动自行车企业陷入十分被动尴尬的境地，甚至被迫关门停产，也将偏离政策制订的目标。

　　当然，有些时候，政府政策在公布之后，才发现有所偏颇，遭到舆论批评。这个时候，一个理性的态度，不是轻率地指责批评者，或刻意回避与隐瞒问题，而是反思自身，知错能改，及时倾听民意，并修补政策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