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例》的第二条规定：“凡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因城市建设需要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的，适用本条例。”此条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加区分“城市建设需要“与”社会公共利益“，有意无意地将因“社会公共利益”目的而依《宪法》和《物权法》所进行的“征收”，纳入到“城市建设需要”这个说不清楚的“萝筐”中，给人造成了一种“城市建设需要”就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错觉。

　　事实上，“城市建设需要”不是严谨的法律概念，依据“社会公共利益”目的所进行的“征收”与其他“城市建设需要”如商业目的的拆迁存在根本不同。二是以“行为”掩盖“性质”，从语文角度分析，拆迁是一个动词词组，有时也可泛指这类行为，但不是性质本身。国家征收、旧房改建、违章拆除、商业拆迁中均存在拆迁行为，但是性质完全不同，应区别对待。对于商业拆迁，应坚持市场自愿原则，由双方协商解决，政府权力应当退出。而对于征收，在符合公共利益目的前提下，可依法强制进行。条例将国有土地上的所有拆迁行为，包括国家征收、商业拆迁均纳入其适用范围，存在逻辑错误。

　　三、拆迁程序有问题。拆迁许可、土地出让、城市规划、，施工许可等由政府部门决定。若不能如期完成拆迁任务，将连带影响到后续工作的进行，势必影响政绩和土地出让金、税收收入等经济收益。为此，只要决定拆迁，政府定会全力以赴，很难保持中立心态和超然地位。在拆迁补偿未落实、房屋还“健在”甚至于业主不知情时，所在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却被政府收回并另行出让了，这涉嫌违反 “一物一权”原则;补偿标准由主管部门确定的评估机构作出;拆迁纠纷由政府部门裁决而不是由理论上较为中立法院居中处理;不服裁决诉至法院时为行政诉讼，诉讼时却又不停止拆迁;政府部门还拥有自行强制拆迁权力。

　　所有这些均表明，只要政府决定启动拆迁，被拆迁人的物权保护的主动性便丧失殆尽，被拆迁人很难寻求有效的救济。这也是一些被拆迁人宁死也不让房屋被拆迁的原因所在。如果救济机制有效可信，即使房屋被拆，被拆迁人也可以通过正常法律手段讨回公道，何苦以死相逼。

　　四、补偿方式不合理。由于房价暴涨，拆迁补偿安置成本也水涨船高。拆迁后所获得的补偿如果足够在原地购置相同条件的房屋，拆迁纠纷矛盾就不会高发。问题在于拆迁评估价格与当地房价存在极大落差，此一落差反映出当前拆迁价格评估机制的不完善，也实际上使得《条例》所规定的“产权调换”和“作价补偿”不能落到实处。土地附着的建筑物存在折旧，拆迁评估应突出体现土地价值。政府既然从高房价中获得了短期巨额收益，按市场价支付公共拆迁成本支出亦属合理。至于商业拆迁，更应如此。

　　还是那句话，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拆迁也应当这样，拆迁条例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