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近期安全事故频发，2008年9月8日山西发生尾矿库溃坝事故，同一天新闻媒体曝光三鹿奶粉问题，9月20日深圳舞王俱乐部发生大火、黑龙江富华煤矿发生火灾，9月21日河南登封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短短半个月内连续发生五起重特大安全事故，相关官员责任问题随即开始追究，使得“引咎辞职”又重新回到公众舆论的焦点，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石家庄市市长冀纯堂相继辞职。

　　一、行政问责的意义

　　“行政问责制”所蕴含的关键词是“责任”。而责任在学上就是职责，即一项职务所内在性和规定性的责任。众所周知，公法区别于私法、公权力区别于私权利的最大不同点就是职权与职责的“二位一体”性。在民主社会里，权力就意味着责任，职权也就是职责，有多大的职权就要承担多大的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多大的权力就意味着对民众应有多大的责任担当，对权力的规范和约束就必须实现责任追究的程序化、制度化和日常化。这既是公权力本质属性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仅从这一点说，行政问责制的推行和“问责风暴”的掀起，也具有重大的宪政意义。

　　二、“行政问责”的泛化与异化

　　在我国方兴未艾的“行政问责风暴”中，由于缺乏必要的价值指引和具体制度的程序规范，暴露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和思潮：

　　1、法律问题政治运动化，从而导致了责任主体的无限泛化。这里首先应该厘清楚一个基本问题，“行政问责”的对象不应该是全体公务员，而应该是领导职务类公务员，即西方所谓的政务类公务员（政务官），一般公务员的责任应该通过《公务员法》、《公务员处分条例》、《行政监察法》甚至刑事法律等，进行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和司法追究。因为“行政问责”中的“责”大多是一种间接之责而不是直接责任，是一种混合之“责”，即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的混合体，并且主要是政治责任。而一般事务类公务员是没有多大政治责任承担的。但是，现实中，却有将“行政问责”推至所有公务员的错误倾向，从而模糊了混合责任和纯粹法律责任及其不同的追究程序和方法，其次，“问责风暴”和“问责年”的媒体称谓尽管较为形象地刻画了时下我国行政问责的现状，但是，前者是对“群众运动”模式的无意识承继，后者和先前的“审计年”等正说明了事件本身的无序性、长官意志性和随意性。笔者认为，无论是“风暴”还是“某某年”都意味着恣意和专断，其背后隐藏的决定性力量都是人治的因子，因此慎用这类语词、走出“风暴”和“运动”，法治建设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