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的本质而言，他是更倾向于权、利而非责任。所以，文明与野蛮相分界的一个领域就是：让责与权保持衡平，迫使那些常常忘记责任的人们记起这些责任，使他们最终将负责任当成自己的意志。看到三鹿奶粉事件的报道，联想到一些相关事件，以及近几年金融资本市场的风风雨雨，不禁怅然。我们这个民族离现代文明毕竟相差还远，还是有很艰巨的努力要做。相当多的中国人每时每刻都希望通过规避责任、捡便宜获取权与利，但却又无时无刻不为此付出沉痛代价。当然，这些代价往往并不是由不负责任者来承担。在伦理层面，我们没有了过去宗教业报轮回的约束，甚至也没有了舆论谴责的压力，不守契约、投机取巧甚至成了能耐。这般情境，我们的经济能永续发展吗?我表示深度的怀疑。

　　不仅经济领域。落后是全面的落后，有问题也是全局性的。经济领域中信托责任的缺乏与政治生活中责任政治的缺失总是密切关联的。任何一个社会中，如果商人敢于欺辱他的顾客，那么在政治生活中就总会看到政客敢于藐视他的人民。同时，在精神文化领域，上帝和崇高当然也都是备受嘲弄的。没有信托责任，就没有责任政治;没有责任政治，法治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显规则就会斯文扫地，人们就会将特权的庇护看作利益之源，反而对信托责任、政治责任嗤之以鼻。记得这样一件小事：有一次，我从北京站循着长长的甬道随人们缓缓出站，一个著警服的人一边高喊“让开让开”一边急急往前走。此时，一个与他不相干小姑娘马上从人群中闪出，跟到了他的后面，很快消失在视线中。特权、私利，对他人权利的漠视——这个小小的场景反映出一种对我国国民思维无孔不入的惰性渗透。这种渗透使得中国人始终读不懂责任这两个字。

　　明白地讲，几千年以来的政治统制一切的大一统思想极其现代遗留，仍然是上述现象的总根子。当人民被剥夺了正当的权利及其实现管道后，他们只能选择寄附的生存方式，只能在稍纵即逝的夹缝中寻找机会。有个成语叫做不择手段。连一碗饭的利益都要靠别人施舍，你还会有什么其它考虑呢?几千年来，人民没有责任感的原因是没有权利。晚清时期，英法联军与清军作战时，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是看热闹的。对他们来说，无所谓，大不了换个主子。共和以后，人民开始有一些形式上的权利;慢慢地，有些权利开始硬起来了，好用了，但人民还是在继续追随一种历史的惯性。不过，情况变了：一方面要把自己的权利最大化，另一面则是要使自己的义务最小化。台湾就有个例子：三级贫户陈水扁一发达就去捞钱，甚至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这绝对不是个案。

　　传说拿破仑制定民法典就是看穿了当时法国人民不守规矩的弱点，他要训练他们守规矩、尽责任。我们要做的比拿破仑要多一些。除了训练人民，“提高人民的素质”，更重要的是必须将原本属于人民的东西尽快还给他们，以便堵塞悠悠之口：“没有权利何来义务?”这个带引号的陈述原本是正常、理性的。但我怀疑，在特定的条件下，就有人会别有用心地去歪曲它，作为自己滥用权利同时不顾责任的遮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