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好象认为医生的权力来自于制度。《临床医学的诞生》指出，分类医学将疾病与病人身体分离，医生目视疾病症状，对照疾病分类表按相似性来诊治。在医生眼里，病人从属于疾病，是疾病的背景和认知的障碍。分类医学象栅栏掩盖了病人身体。“解剖医学”阶段目视进步为“洞视”，即建立在尸体解剖基础上的立体透视。医生目光不再仅仅关注表面征象，而是结合触、听、视（借助器械）深入到身体内部。福柯指出，虽然“流行病学在所有方面都与分类医学相反，但一旦涉及对疾病、医疗经验以及医生对社会结构的监控进行分配这些第三级构型，流行病病理学和分类疾病病理学就会碰到相同的要求：确定医学的政治地位，建构国家层次的医学意识。”正是这些要求促进了医学学科结构的改造，并在此后社会变革中催生出新的医学观念和体系。
    在我看来，医生的权力还是来自于技术。制度只是为了保障或限制权力的运用。由于医生凭借技术拥有着决定精神病人是否受限、指导甚至支配各种病人生活方式的权力，就必须在制度上作出规定，以决定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拥有权力（医师资格）。现代医疗制度的发展，一直在保障着这种权力。社会上对要靠同行鉴定颇有非议，这是绝对可笑的。不是同行怎么可能拥有评判的资格和权力？只能反省如何在制度上切断评判者的利益相关，保证这种权力的行使完全是纯专业的。同理，医生有要求患者裸体、触摸隐秘部位等等权力，这种权力在必要的专业范围内是必须保障的。
    我在心电图室实习时，按正规要求作心电图时患者要完全袒露胸部。一般女患者都会迟疑，但在医生淡漠而坚定的表情面前都会按规定执行。曾经有一个大约16、7岁的小姑娘在迟疑中眼里流出泪来，我不忍勉强她要去叫老师（女的），但她下了决心说好了，就按要求做了。我理解她的委屈，但要知道她真的心脏有问题，她必须决定服从这里以及以后一系列检查的要求。而对我来说，如果我每碰到一个女孩都去叫老师，不被臭骂才怪（不是老师们懒，她们在做更重要、更严谨的分析工作）。
     自由主义者不满意医生限制他人和侵犯隐私的权力，尤其担心这种权力被滥用。在我们看来，权力的滥用少见于医生道德的缺陷，更多见于技术的制约。在一些病因清楚、标准明确的疾病种类中，权力的界限是清楚的。但医学的问题在于有大多的疾病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按照今天的认识施行的治疗，也许过不久就成为一种错误。例如对精神病人的电击，什么样才是必须的限度，有很大的经验成分；百年来医生鼓励人们服用维生素，现在已经有论调说可能有害……
     医生权力的问题在于它的不均衡性。在一部分领域内，问题相当清楚，医生必须拥有专业的权力，以决定隔离、控制或切割器官等措施；但这些权力延伸到不清楚的领域时，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适当的。例如一个听从医生建议切除肿瘤部份的患者，也许比不作手术活得更短；现在也还不能肯定，钟南山建议扑杀果子狸是否恰当，然而杀与不杀，是政府当时不得不权衡的问题。只能说，医生作出一个建议，尽管不一定正确，但毕竟比普通人多一点专业考虑，那么他的权威与权力，还是必须尊重的。
    如果错了，有时候也是文明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