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探索多点执业，被视作新医改方案中的亮点。

　　医疗资源、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高度垄断，被看作是积弊。而作为核心资源，更不例外。

　　新医改直指这一痛点——其根源是中国医生依附于医院，而不是属于全社会。医术高明的医生禁锢在大大小小的“单位”里，医疗行政化的倾向使得资源畸形配置；医生从属于医院，既不能作为一种核心资源而受到重视和栽培，也无从充分体现价值，靠“走穴”等灰色地带牟利的现象并不少见，更难以谈及创新；而当医生牢牢依附于医院，犹如被捆上战车，在“潜规则”面前绝难独善其身。

　　新医改方案的出台，带来了解放医生的曙光，多点执业合法化的新规定，将使医生合法地获得体面的收入，而不用借助红包和大处方的黑色或灰色路径。

　　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对于当前医疗行政化以及医生人身依附关系问题的解决，仍有诸多障碍需要扫除。

　　医生解放了，同时获得解放的，一定不仅仅是医生。

　　中国医生需要怎样的解放？

　　多点执业主要不是解决收入问题，而是解决人才的充分利用、健康发展和合理流动问题，解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望东方周刊》记者肖强 | 北京报道

　　“医改要成功，必须获得600万医务人员的真心支持。”一开始，北京协和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尹佳就抛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同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五位协和医院的专家，对此深表认同。

　　“把患者跟医生搞成对立面，这就过了，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是合作伙伴。” 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黄宇光说。

　　穷医生富医生

　　72岁的协和名医罗爱伦近来心里不是太痛快。

　　为了给年轻医生发展空间，2000年，罗爱伦主动辞掉了麻醉科主任一职。2008年7月，她又主动办理了退休手续。“你想不到吧，我做了48年医生，退休工资才3140块，加上补贴不到4000。”

　　罗爱伦给本刊记者讲了一个协和医院内科老主任李邦奇的故事：几年前，李邦奇的老伴住院，他拿不出住院费，最后还是他们一帮协和老教授瞒着他凑齐了几万元住院费。

　　据罗爱伦所知，她在香港行医的一个朋友在美国、上海、香港都有房子，退休后每月还有18万港币退休金。“人家看见我们就像看见穷光蛋一样。”

　　“为什么一些医生不顾尊严地要去拿红包？因为他收入低。美国的麻醉护士年薪8万美元，麻醉大夫年薪25万～30万美元，所以你给他红包是侮辱他。如果是少数人拿红包，那该批他，如果80%～90%的医生都靠拿灰色收入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生活，那就需要政府在制定政策上给予关注了。”黄宇光说。

　　尹佳介绍，协和医生不能拿药品加价回扣，像她这样在职的主任医师，基本工资2000多元，加上奖金每月能拿到8000元左右。如果休假，则拿基本工资。

　　“有人说，你跟普通老百姓比比，我说那你知道培养一个医生要花多少钱？除了中小学，你需要花10～15年才能成为一个入门的医生。真正要比较成熟，一般也就30多岁了。医院是个知识密集型的单位，我们医院年轻的住院医生都是博士以上，护士都是本科。但我们几乎都是超负荷工作。我有次问飞行员，为什么你们工资那么高，他说是为了安全，就是要让飞行员脑子里只考虑飞行。其实医生也一样呀，为什么不能给他高薪，让他脑子里只考虑看病呢？”协和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许文兵说。

　　与北京市第六医院相比，协和医生的收入算是高的了。

　　北京市第六医院是一家二级医院。该院副院长危天倪向本刊介绍，该院医护人员的平均年薪是5万元左右，最低为3万元。作为副院长，她的年薪5.5万元。

　　由于收入问题，一二级医院和社区医院近年来医务人员的流失相当严重。

　　第六医院每年招聘约20名大学生，几年之后，流失率达30%～40%。“有去药厂卖药的，收入是医生的四五倍到十倍；有去厂家的；有去保险公司的；还有调到更好的医院去的；也有考研走了的。”危天倪说。

　　危天倪透露，第六医院的儿科和精神科医生奇缺，因为这两个科风险太大，待遇太低。即便以药养医，儿科的用药很少，也没有那么多检查、治疗，所以根本养不起。“我们原来的儿科，仅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就有四五个，有一个病房，到现在就一个门诊，医生就剩四五个了。”

　　“我们那时候学医的大多数都是干部子弟，罗教授他们那拨都是书香门第，有钱人家的孩子，现在的医学生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家里条件好的都愿意学金融。”尹佳说。

　　现场接受本刊集体采访的协和专家，没有一个专家的子女是学医的。

　　在一份呈给中央领导的报告中，尹佳写道：“2001年至2006年，我国乡村医生人数减少了30万，北京一些远郊区县已出现‘有室无医’的情况，约66.7%的村卫生室只有1名村医，人数多于3人的村卫生室仅有12.5%。”

　　医生是不是全能的

　　“我根本不认可看病难。看病难吗？到大医院和知名专家那里看病是难的，但你到社区医院，想看哪个专家看哪个。”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王仲说，看病难的实质是医疗资源分布不均。

　　危天倪介绍，她所在的北京市第六医院医疗水平能达到三级乙等，但病人还是愿意去大医院，第六医院目前的就诊量的确不饱和。

　　接受本刊采访的医生几乎都认为，造成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医生是依附于医院，而不是属于全社会的。

　　“开个玩笑，本来你在火车上碰到病人把他救活了是做好人好事，但按原来的政策，你去救人没准算是非法行医，因为你在火车上没有行医执照。” 许文兵说。

　　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介绍说，医科毕业生进入医院是住院医师，5年以后晋升到主治医师，再过5年根据考核晋升为副主任医师，然后再晋升为主任医师，一共四级。中国医生评职称工作年限是一个基本条件，也考外语，“这是很怪的，不会外语不能当大夫。”也有群众评议，升高级大夫要参加答辩，还有笔试，有些还需要发表的。“有些论文的规定太死板，比如一个县医院的大夫，你何必让他写什么论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