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漯河市大刘镇农民徐林东，因为状告政府，居然在2003年10月被镇政府强行关进了精神病医院，一关就是6年半。在舆论的干预下，一波三折，徐林东终于回家。

　　一个正常的公民为什么能被轻易地送进精神病院?相关的制度哪里出了问题?应如何补救?这些问题不解决，下一个徐林东，注定难以避免。

　　“被精神病”的个案，自然与地方官员滥权有关，这理当通过行政问责严惩不贷。但是精神病院助纣为虐，轻易丧失医学伦理的底线，也不应被忽略。

　　精神病院能够强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这虽然不是公权力，但的确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并不像司法机关的人身强制措施那样，有法律明确规定，并处于严格的监督之下，所以，它很容易被滥用，沦为权力工具。而一旦被滥用，受害者就被剥夺了一切话语权、财产支配权、人身自由权。这是可怕的，而它的操作又是如此简便，难怪个别地方政府乐此不疲。

　　从法理上分析，精神不是犯罪，国家原则上无权限制其自由，所以各文明国家明确以“自愿治疗”为原则，以“强制治疗”为例外。由于目前我国没有明确的关于强制治疗精神病人的法律，而一些丧失职业操守、依附于地方权力，使得公民生活在“被精神病”的恐惧之下。

　　事实很明显，徐林东思路清晰、言语适当，根本没有精神病，作为专业的精神病，应该比任何普通人都清楚。而从医院领导说“要镇政府批准才能离开”的话里，隐约可见他们屈从于当地政府的淫威，表现出了对生命和尊严的淡漠，默许、胁从了这一罪恶的发生。

　　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强制治疗”的法律规定，但禁锢一个明显的健康公民，是有违医生的职业操守和起码的医疗规范的，这涉嫌违法，构成对徐林东人身自由权和名誉权的侵害。精神病院和镇政府涉嫌一同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至于镇政府的相关责任人，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医生违背良知和专业，滥用“强制治疗”，该如何担责，显然需要更明确的法律规定。“主治”医生和知晓内情的医院领导者不仅应承担民事赔偿的责任，也要承担行政责任，如吊销其行医资格;严重者，甚至理当追究刑事责任。如此，才能让医生和医院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真正有所敬畏。

　　《精神卫生法》(草案)已制定完成，其中明确规定了精神疾病治疗的“自愿原则”，在“准病人”被强制收治后，医疗机构应当在3日内，组织2名以上精神专科执业医师对其进行复诊。即便如此，也有律师怀疑其是“自查自纠”，缺乏制度制约，难以杜绝徐林东式的悲剧。

　　一些国家和地区关于精神病“强制治疗”的法律规定值得借鉴，例如，“强制治疗”限定的人群严格，只针对“伤害他人、或自己或有伤害之虞”的严重病人;除医生把关外，还有设立由医师、心理师、社会工作师、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法律专家等组成的审查机构，对病人拒绝“强制治疗”或无法表达的情况进行审查，最后，司法还起着最终把关的作用，病人及其监护人可随时向法院申请裁定停止强制。

　　所以，只要法律完善，无论如何，像徐林东这样被强制“治疗”6年半的事，绝对不可能发生;更不可能发生“病人”和都要求出院，医院还要得到镇政府允许的咄咄怪事。我们希望将来的《精神卫生法》能充分考虑当下的现实，从制度上严密防范精神病的“强制治疗”被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