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王某精神一向不正常，数年来常常流露出厌世求死念头，自去年下半年起尤甚。2004年1月29日，其丈夫柳某将其送往镇江市某医院熞韵录虺埔皆海犌笾巍Ｒ皆好耪锞检查，确诊王某患有重度精神抑郁症，且正在发作期，具有明显的自杀倾向。柳某见妻子实际病情比自己原料想的糟得多，即为其迅速办理手续住院治疗，并经反复咨询、斟酌后与医院签订《精神科住院合同》一份，接受由院方推介的住院期间家人不得陪同和干预，患者由医院进行观察、疏导、控制和医疗一体化连续24小时不间断的“整体护理”制管理。医院根据王某的病情，同时专门编制了相对应的诊疗计划。柳某对诊疗计划无异议，但对其中采用电休克疗法明确表示不接受，故医院落实上述诊疗计划第三项时对王某一直采用药物抗抑郁治疗为主。直至3月2日，柳某经医院的一再解释才表示同意该针对性治疗，并由医院于当天对王某首次施行电休克方法，按计划在次日熂3月3日犐衔缭俳行第二次。3月3日晨，医院值班护士巡房时，突然发现王某悬于其独住病房的窗栏上，即忙冲上前解下其颈部的衣服布条并呼叫值班医生。紧急抢救45分钟后，王某无任何知觉恢复。经法医检验和公安部门确认，王某系自缢身亡。事发后，柳某经与医院交涉无果，于5月中旬诉至法院，认为医院疏于防范，应承担全部责任赔偿损失熒ピ岱选⑺劳霾钩シ选⒕神抚慰金等牴203911.20元。

　　评析

　　本案的焦点是如何把握医院对王某实施护理和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

　　按照医院对王某的治疗计划，均说明院方对王某在住院期间存在自杀的可能性，已经有了足够的预见，并与王某家属柳某达成共识。与柳某不同的是，医院负有将上述预见转化和落实到整体护理制度和医疗方案全过程中熞布词锹男杏肓某所约定的合同内容牐以防止抑郁症患者王某发生不测，使其病情逐步趋向减轻、缓解和康复，直至出院与家人生活相处时自杀意念已消除。实际上，因同病房另一名患者两天前康复出院，王某死前已属独居一室。院方的巡视记录记载，夜间值班护士巡查为每半小时一次。而对患者所携带物品的检查记录本，仅是用数页稿纸临时装订而成，内容记录随便毫无规范可言。医院上述内容不仅既同已有的“整体护理”规章制度不符，亦与精神科防止病人自杀护理的医学常规要求严重脱节。

　　本案中，柳某原不同意医院施行电休克疗法，原因首先是王某竭力回避在先，而3月3日当天医院将进行第二次电休克治疗，王某有很重的心理负担煷踊だ砑锹加忻魅返姆从常牎４耸倍我交と嗽北居τ枰愿叨茸⒁猓严防自杀行为发生，可惜医院不仅未采取更为充分周到的护理措施予以防范，且甚至未认真遵照与整体护理相应的常规护理规范。在王某以自缢的方式实现自杀企图时，医院投入的抢救则基本未起到挽回王某生命的作用，医院的过失和过错是明显的。另外从常理上讲，轻生目的得以实现，自杀者只有处在特定环境下，且借助于一定工具方能成就。医院对于王某随身物品的检查不到位，则又促成了王某借助于布条自缢成功的可能。

　　其次，多因促成了王某的自杀后果。医院的责任在于护理和防范阻击过程中存在过错，在王某自缢后又未能得到及时的救助。相对于王某的死亡后果，医院负有次要的责任。故本案中，法院区分各种原因力的大小，不同原因同王某身亡后果的关系，综合各方面因素认定医院负担30%的责任，最终判决医院就王某身亡赔偿柳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精神抚慰金等共计人民币66861.44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