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发生债务人以各种方式恶意阻却“通知”的情况。遇到上述情况，债权的受让人为减少自己的损失不得不通过司法救济，期望在诉讼中通过举出债权转让的有效证据来通知对方，从而达到履行通知义务和实现自己权利的目的，这是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的，也没有对债务人造成任何损害。

    如果人民法院以在起诉前没有确凿证据履行了通知义务而驳回受让人的诉讼请求，否认通过诉讼的方式可以成立“通知”，则将为受让人增加讼累，也为受让人债权的行使增加了困难，同时也不利于在经济活动中惩罚不诚实守信的一方，实际上是纵容了恶意债务人。这种示范效应将使债务人认为，只要不承认收到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人民法院将支持债务人不履行其应当履行的债务。这种示范效应将在极大程度上保护恶意债务人，对正常债权受让人是一种打击，使合同法认可债权转让并把债权转让作为诉讼经济的一种方式的规定变成一纸空文，事实上却阻挠了市场的正常运转。而如果认可以诉讼的方式“通知”，则这种示范效应将使那些缺乏诚实信用的债务人无法利用阻却“通知”义务履行的方式就得到收益，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的有关规定成为一个从善的指引。

    三、履行通知义务的主体

    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来理解，“通知”的履行主体是债权人，受让人并没有义务履行通知义务。但是，债权人是否履行通知义务却直接关系到受让债权能否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因此笔者认为，如果债权人没有履行通知义务，那么为了受让人自身的利益，受让人应当可以进行“通知”，否则，在受让人与债权人达成合意并且已经支付的情况下，如果债权人不进行“通知”将直接妨碍受让人利益的实现。受让人将陷入更多的官司中，而过多的诉讼对受让人来说风险太大。

    因此，将很少有受让人愿意接受转让债权，债权转让制度将仅仅是制度，而不会被市场所采纳，况且在受让债权后，受让人已经具有了债权人的资格，因此，笔者认为应当认可受让人在原债权人不进行“通知”的情况下，自行“通知”。

    综上所述，笔者对于合同法关于债权转让的规定中有关“通知”的看法是：应当从合同法对“债权转让”以及“通知”的规定的立法原意，立法目的的角度去理解，如果死抠法律条文，在司法过程中将使债权转让制度大打折扣。笔者认为不仅债权人可以进行“通知”，而且受让人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自行通知。不仅在债权转让合意达成后至诉讼前可以“通知”，而且也可在诉讼中通过送达起诉书及附债权转让证据的方式“通知”债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