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藩教授在接受采访时继续其语出惊人的一贯作风，他表示，国内房地产市场根本没有泡沫，住房问题主要是国内收入分配不均和住房文化造成的。对于今年以来高价地频现的现象，他认为高价地是市场的正常现象，最好的地就应该分给最牛的开发商。对于备受争议的年轻人住房问题，董藩更直言：以中国的财力，除公积金支持外，住房保障体系照顾对象不该包括还没经过奋斗的年轻人，只能是照顾弱者和失败者。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别让迪士尼成为楼市“春药”

　　杨红旭在文章中谈到迪士尼对周边房价的拉动时认为，房地产是天然的投资佳品，其长期保值增值性能获得广泛证明，但像眼下迪士尼利好，让周边住宅价格几天内暴涨四五成的现象，还是多少让人感到惊讶。迪士尼周边的房价凭什么如此狂涨，肯定有投资投机者愿意接盘，否则卖家不至于傻到自己忽悠自己。而投机者的想法很简单，抬高价格后再转手。如此，房子的居住功能和内在价值已不被买卖双方关注，大家盯着罩着房子上空的、现在还停在纸上的“迪士尼”光环——价值看似无可限量，一旦形成这种模糊而被夸大的赚钱预期，则不管交易的是浦东川沙的房子，还是16世纪荷兰的郁金香，都会形成价格泡沫。这，正是需要我们当心的。千万别让迪士尼成为浦东楼市的“春药”，否则激情过后，一片狼藉。

　　韩寒：我年薪200万也买不起房

　　“如果哪个女的要我在市区买豪宅才结婚，我不干。的确现在物价很高，对我也很高，我出一本书200万，玩赛车一年的收入100万，这个都是实打实的数字，付税后拿到手200万，这个钱我在上海也是买不起房的。”韩寒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嫁给“房奴”并不是件坏事

　　陈志武表示，如果一个年轻人通过按揭贷款去买房或买车，然后买更好的衣服，生活得更舒适，他在工作上也会更自信，他去谈生意的时候，带来的机会和收入以及所谈项目的成功概率等等，都会发生很大变化，可以产生很大的正面影响，他未来赚到的钱可能会更多。如果把花钱看成是对自己人力资本的一种投资，就会发现实际上没有纯粹意义上的消费，因为消费本身也是一种投资。

　　华远董事长任志强:国企垄断土地资源严重

　　任志强日前在一论坛上指出，国内的土地资源多数被垄断在国有企业手中，尤其在东部和中部经济发达城市，国有企业所占房地产市场份额已超过60%以上，这对民营企业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他又表示，国有企业不能实现有效的激励机制，加上一系列的制度性因素制约，造成了民营房地产企业可以每年100%的速度增长，而华远集团每年只固定地增长10%，“完成国资委的任务”。

　　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开发商利润率最高可达200%

　　参加2009年大连夏季达沃斯年会的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自曝称，房地产业是个暴利行业，一个20亿元的项目，如果以自有资金计算，利润率可能高达100%到200%。他表示，房地产业当然是个暴利行业，如果没有暴利，为什么各类企业都来搞房地产?

　　面对房价地价悉数节节高涨态势和公众的抱怨，国土资源部已经开始了新一轮土地市场调控。从种种迹象来看，果不出笔者此前所预测，以土地市场调控为先行的新一轮房地产调控大幕，或从此拉开。

　　在国土资源部自8月以来所采取的行动中，尤以11月12日发布的《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06年本增补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06年本增补本)》最引人注意。这个土地新政，对政府出让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单宗土地，给出了明确的面积限制：大城市20万平方米(约300亩)，中等城市14万平方米，小城市(镇)7万平方米。

　　按理说，土地新政具有可遏制大开发商拿地后囤地行为、抑制土地资源越来越向少数大开发商集中等积极意义。只不过，对照闲置两年及以上的土地将被“坚决无偿收回”等政策几成空文的事实来看，对于新一轮土地市场调控的效果，还难下结论，只能说寄予厚望。尤其是土地新政客观上存在漏洞。执行结果会怎样?会不会再成“稻草人”?还待“有观后效”。

　　一个漏洞是，城市规模的定义，非常模糊。事实上，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属于口头用语。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之外，如何鉴定哪个城市到底属于大城市或是中等城市还是小城市?没有明确、统一的认定标准。比如，中部一些常居人口不到200万的省会城市，在公开介绍宣传上，使用的常常是“大城市”或“特大城市”。按此说法，为应对政策，恐怕所有省会城市及直辖市都会认定自己是大城市，按照最高上限来执行政策。全国房地产市场成交额，开发企业数，可能有60%以上集中在一线城市、各省会城市及部分非省会城市，而这些城市正是房地产问题集中的地方。如果这样，那就等于土地新政又可能成为无法执行或执行起来没有多大意义的政策。再则，除广州等城市外，如果各省会城市被认定为中等城市，那么，与省会城市房地产市场往往相差比较大的其他市(地、州)府所在城市，到底该属于中等城市还是小城市呢?如果被认定为小城市，那与县城的差别如何体现?这些确实是个会导致政策不好操作的实际问题。

　　另一个漏洞是，新政可能被“化整为零”所化解。对于同一开发商或其关联(或下属)企业，没有政策规定不能在同一地区拿下紧邻的两块或多块土地。因此，为规避政策，一些地方政府可能会把一宗大面积地块分拆成几个符合政策规定的地块，然后，采取与开发商“勾地”办法出让。开发商通过“勾地”竞买土地，在出让方设定特定条件“约束”的帮助下，分期、陆续把实际上的整块大面积土地全部拿下。

　　此外，还需强化政策的严肃性。就在土地新政出台后不到10天的11月20日，北京出让了一块土地，总面积526737平方米，除去代征地的255171.6平方米，依然高达271565平方米，比规定的20万平方米超出了7万多平方米。这种同样来自政府的灰色幽默，在政策的执行问题上来了个实打实的热讽刺，使政策的严肃性立即受到赤裸裸的挑战。

　　正因为如此，就急需修补政策漏洞，细化内容，以增强可操作性，强化落实与执行监督，防止土地新政再次成为稻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