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人民警察在办理治安案件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当事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 

在这里，前两款的利害关系基本限于近亲属，而第三款的范围则是宽泛的。按照第三款的回避原则，只要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并且会影响到其他社会公众对执法公正的信任，那么就应该回避。这个回避既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多个人，甚至是某个集体的所有人。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应当回避的利害关系人，不仅仅指物质利益上的利害关系，也可能指法律上或道德上的利害关系。比如，在人们担心当地警方“自查自纠”，难以完全消除“感情色彩”甚至于“手下留情”时，涉案的六名警察(犯罪嫌疑人)或许同样会担心，当地警方可能为了自身形象或平息公众舆论，不惜“大义灭亲”，自己很可能受警察身份所累，成为“警察身份”的牺牲品。 

笔者认为，为了厘清公权和私权的边界，真正从根本上消除警察身份对办案的影响，“哈尔滨命案”的侦查应当实行整体回避，尽力避免执法人员作出情法抉择，避免公众对调查公正性产生不信任的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