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模式的改革与完善，由人民法院报社、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办，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承办的知识产权审判“三审合一”研讨会于6月22日在武汉召开。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和部分高、中、基层人民法院的法官及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专家学者130余人参加了大会，会议就如何完善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判模式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一、各地法院的典型模式

　　各地法院在实践中积极探索知识产权司法改革，从1996年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开展试点以来，截至2009年12月底，全国已有5个高院、44个中院和29个基层法院开展了相关试点。各法院根据自身的特点创造性地构建了自己的“三审合一”审判模式，比较有影响的如浦东模式、珠海模式、武汉模式、西安模式、重庆模式等，尤其是武汉模式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1.武汉模式。2008年4月，武汉江岸区法院知识产权庭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赋予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负责受理本辖区内除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之外的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武汉中院以文件形式,将原来由全市各基层法院管辖的知识产权一审行政案件,指定由江岸区法院管辖。武汉中院和武汉市检察院以会签文件的形式，指定市各区级检察院在收到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时，凡涉及知识产权犯罪的，移送江岸区检察院审查后，由江岸区检察院向江岸区法院提起诉讼。同时，由武汉中院集中审理知识产权刑事、行政、民事二审案件，并将由其管辖的知识产权行政一审案件集中到知识产权庭审理，并在原有两个合议庭的基础上，新增一个合议庭，专门负责指导基层法院知产审判工作。

　　2.浦东模式。在审判组织的构建上，打造综合合议庭，发挥不同专业背景的审判人员各自的优势;在工作机制上，加强与公安、检察部门的联系沟通，协调知识产权刑事司法关系;注重加大罚金刑的适用力度并提高执行到位率，铲除其再犯罪的经济基础;集中审理的优势，给权利人全方位救济。

　　3.珠海模式。珠海的“三审合一”是中级法院层面的“三审合一”。知识产权法庭设立以后，除仍然集中受理全市范围的全部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外，还行使刑事、行政审判对知识产权相关案件的管辖权，在中级法院层面，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实现了由一个机构统一审理。这种中级法院层面的“三审合一”在广东尚属首家。

　　4.西安模式。西安中院于2007年1月开始，统一将知识产权刑事和行政案件提到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案件案号分别为民知初字、刑知初字和行知初字，知识产权刑事和行政案件分别在刑事和行政审判庭审理，但要求吸收知识产权民事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

　　5.重庆模式。重庆高院于2008年10月实施了“三级联动、三审合一、三位一体”的知识产权审判管理模式，提出三级法院知识产权三类案件案号均是“知”字当头，其中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审理全部知识产权案件，高院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指导知识产权民事、刑事和行政审判工作。

　　对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判模式的试点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是法院建立知识产权民事、刑事和行政审判协调机制，提高司法效率的现实需要;是全社会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统一司法标准的需要;是探索符合知识产权审判特点和规律的专业化审判制度，提高司法权的现实要求。近十几年来，部分地方法院“三审合一”试点开展以来已取得初步成效，使得知识产权审判资源优化配置效能和诉讼效率进一步提高，对知识产权权利人多重救济和全面保护正在加强;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和行政司法保护得到促进，三大诉讼机制探索和整体保护的效能正在逐步形成;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优势逐步实现，审判制度的创新正在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三审合一”改革试点效果的社会认同度逐步提高。

　　二、“三审合一”的困惑与难题

　　各地在具体实践“三审合一”改革模式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遇到了一些困惑。

　　1.知识产权刑事和行政案件收案数量明显偏少。以武汉为例，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实施以来，仅受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10件、行政案件1件。知识产权刑事、行政案件数量远少于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集中管辖落实不到位、案件移送管辖渠道不畅通、证据收集较为困难等多重原因。由于我国没有一部完整的证据法，有关证据收集、证据认定，公、检、法三机关没有统一的标准。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往往因证据收集不到位而被迫撤案。以2008年的数据为例，武汉市公安机关共查获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几十起，移送至江岸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为7件，向江岸区法院提起公诉的仅3件，由此折射出公、检、法在处理侵犯知识产权类刑事案件上的认识不一。

　　2.不同诉讼制度下,案件审理思路的转换与协调需要进一步把握。三类诉讼有着不同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刑事诉讼由控诉方承担完全举证责任，并在证明标准上采用排除合理怀疑原则，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要求,被告人不承担举证义务，但享有辩护权;民事诉讼则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并采取高度概然性原则，达到“优势证明标准”即可;而行政诉讼,原告除了完成程序推进性证据的举证责任外,其余举证责任均由被告行政机关来完成。在审查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成立及正确与否的问题上，根据案件类型的不同，分别适用“优势证据”、“明显优势证据”和“排除合理怀疑”三类不同的证明标准。因此，深刻理解不同制度设置的内涵，正确完成不同诉讼案件审理思路的转换和协调，处理好各种诉讼程序和法律适用之间的关系，是“三审合一”法官必须注意的问题。

　　3.案件管辖需要进一步协调。对单独的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管辖规定已很明确，但出现了因同一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民、刑案件由不同法院审理，依然会导致司法资源浪费，甚至不排除出现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三、完善“三审合一”审判模式

　　人民法院报社副总编辑赵翔认为，各地法院在探索中注重机制建设，如探索建立三大类诉讼之间、法院内部相关部门之间以及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运行有序的“三审合一”工作新机制;建立公、检、法协调配合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沟通机制，统筹兼顾刑民案件的衔接等等。各地法院在“三审合一”的探索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但这些都是改革发展中的问题，也应该在不断的改革发展中逐步加以解决。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实践、探索，只有不断地实践、探索，才能发现问题;另一方面，要加强理论研究和指导，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不断进行完善。只要我们的目标是正确的，方向是明确的，“三审合一”审判模式就一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目前美国、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判机制的发展实践来看，该机制并非世界统一的模式。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吴汉东将“先民后刑”的审理方式重新勾摹出来，他认为，可以尝试先通过民事程序审理，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通过当事人双方举证，理清案件的侵权关系，根据案件审理情况，如果侵权行为较为严重，再由权利人决定提起刑事自诉或由司法机关提起公诉。在现有的审判体制下，采取以上措施可以有效地解决知识产权案件刑事程序和民事程序不衔接的问题。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孙海龙对设立知识产权综合审判庭的路径选择提出了看法：对于知识产权案件较多的地区，宜采取选取部分基层人民法院跨区域集中管辖知识产权各类一审案件的办法，如武汉模式以及目前上海法院的做法;对于知识产权案件相对较少的地区，仍应坚持相对集中在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的原则，如西安模式，即在中级人民法院统一设置审理知识产权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审判庭。将三类知识产权案件集中到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审理，发挥了三类诉讼对于知识产权具有的同质性和内在联系的优势，但是并没有改变三类案件的各自属性，需要分别适用三种不同的诉讼法，注意它们在诉讼目的、基本原则、具体制度特别是在举证责任和证据证明标准等诉讼技术上的差异，以发挥好三类诉讼的功能和作用。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宁立志认为，我国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判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首先，适时立法，构建全国性的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判机制。其次，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判机制的完善，必须始终以司法效率与效益的实现、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落实为目标。全国性的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判机制的设置应依法简化程序、方便当事人，同时，该机制的设置只能是作为当前司法审判制度下的一个特殊的例外性审判制度，应当允许管辖例外的存在。第三，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判机制可引入专家参审或协助制度，以解决知识产权审判中的专业技术性难题。第四，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判机制还需要相应的配套机制，以发挥司法推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完善的重要作用。

　　江岸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皮勇说，在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应当民事、行政保护优于刑事的保护，要以民事为基础，侵权的程度提升后才考虑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建议公安机关树立先确权再立案的观念，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时，应与法院相互衔接，首要问题也是确权。

　　对“三审合一”审判模式的探索和创新，必将使得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更加发展和完善，充分发挥出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树立法院积极创新体制机制、公正高效权威地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