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我院受理的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呈上升趋势，这其中有不少涉及到地域管辖，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确认被诉侵权产品的销售地。在法院管辖权方面，除了适用《民事诉讼法》的一般性规定以外，最高人民法院还专门就专利案件的管辖发布了一些相关批复。但是，针对目前出现的某些新问题，在实践中如何贯彻批复的有关精神，产生了一些不同看法，亦影响到了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因此有必要统一共识，将法律解释规范化。以下笔者就审判实践中遇到的一些争议性问题谈些个人意见。

　　专利侵权案件具有一般民事案件的特征，因此在法律适用上首先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侵权案件管辖的普遍性规定，即第29条，“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又将侵权行为地进一步解释为“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但是上述规定属于一般原则性的，在实际执行中，对于哪些具体行为是实施地，哪些是结果发生地判断不清。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又作出了一系列更加详细的司法解释。(应当指出，这一系列具体解释，都是从《民事诉讼法》第29条派生出来的，符合该条文的法律精神，在实际执行中不得任意作出扩大解释，凡违反第29条这一基本精神的，无效。)

　　下面笔者将在实践中遇到的典型性案件进行了归类，供大家参考。

　　案例一(立案时间1993年12月9日)

　　原告北京某研究所持有“汽车阀门”实用新型专利权，后在北京一批发市场上买到一种汽车用阀门，分析后认为，该产品落入了其专利权利要求书的保护范围。经调查，产品是由被告河南某附件厂生产的，但原告未收集到该附件厂在北京直接销售的证据。遂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该附件厂停止制造行为，并赔偿损失。附件厂在答辩期内提出了管辖异议，认为其实施的生产行为是在河南，北京不是侵权行为地，此案应由产品制造地法院管辖。

　　在当时，除了适用《民事诉讼法》的一般性规定以外，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法(经)发[1987]的规定，即“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为了生产经营目的而制造、使用、销售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产品以及制造、销售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由该产品制造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制造地不明时，由该产品的使用地或者销售地的人民法院受理”。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上述规定认为，被告附件厂制造本案被诉侵权产品的地点及其住所地均在河南省，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

　　通过这个规定可以看出，它特别突出了制造地的地位，其目的是从便于将来实体审理，查清事实这个角度出发的。因为被告从事被诉侵权产品生产所使用的方法、生产线设备、材料、配方，以及将来认定侵权后，在确定赔偿数额时需要调查的产品库存量、生产记录及经营情况均在其制造地，因此由制造地法院审理更为便利，这一点亦符合原告就被告的立法原则。当然，制造地也就意味着被告住所地，因为在实践中，制造地与被告住所地往往是一致的。但是这个规定存在一定的狭隘性。专利法规定，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被告所实施的制造、使用、销售(在外观设计案件中，是制造、销售)行为都是侵权行为。而实施、制造、使用、销售行为的地点(在外观设计案件中，是制造和销售)都属于侵权行为地，上述三地域的各该人民法院均有管辖权。原告应有权在制造地、使用地或者销售地三个地域之间行使选择权，克服存在的地方保护或者是为了行使诉讼上的便利。但这个规定排除了当事人在制造地、使用地或者销售地三个地域之间的选择权，在制造地明确时，使用地或者销售地的法院没有管辖权。这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是不全面的。

　　案例二(立案时间1994年2月12日)

　　北京某公司是“等离子体加速器法离子镀膜装置”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一直由其自行实施，从未转让或者许可他人实施。后发现河北遵化某厂生产的产品落入了该专利的保护范围，并向北京的一厂家进行了销售，遂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河北遵化某厂，要求停止生产销售，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被告提出了管辖异议，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制造地管辖批复的精神，被诉侵权产品制造地在河北遵化，案件应由该地人民法院管辖。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就被告的销售行为能否管辖，请示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于1994年3月8日以法经(1994)51号批复对法(经)发[1987]的规定作了相应的补充，认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以生产经营为目的的生产制造和经营销售专利产品的行为，是经常发生的两种专利侵权行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就销售行为提起的专利侵权诉讼案件，销售地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上述规定认为，被告向北京的厂家实施了销售行为，北京是销售地。原告在起诉被告的生产行为的同时，亦起诉了其销售行为，因此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新规定将销售地作为管辖地之一，是对原告权益的一种维护。因为销售行为亦是一种独立的侵权行为。在侵权人所实施的一个完整的生产、使用和销售行为过程中，制造是起始阶段，销售则是侵权行为的完结，也是侵权者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如果被告只实施了制造行为，虽然也是为《专利法》所禁止，但是该行为并未通过销售得以扩散，产生损害后果，对专利产品形成市场竞争，没有造成专利产品销售额的下降，被告自己也没有因此而获利，原告在诉讼请求上只能要求被告停止侵权，销毁已经生产出来的侵权产品，却不能获得经济赔偿。

　　另外，被告有可能在多个地区实施销售，而销售地越多，亦表明了侵权行为的主观恶性程度和客观危害结果的严重性。因此，从有利于制止侵权的角度讲，应从销售地域上赋予权利人更多的选择余地，有多个销售地的，原告有权从中选择管辖。

　　但是如何理解销售地，是权利人在诉讼中易忽视的一个问题。那么应如何解释销售地呢?

　　我认为，销售地应是被告亲自实施销售被诉侵权产品这一行为的发生地点。这个定义中有两点需要着重强调：一是销售主体，必须是被告。其主体形式可以包括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本身;其次，对于被告下属分支机构、职能部门的销售行为也视为被告的行为。在实践中，被告除了在本地区实施销售以外，往往在外地设立销售网点，或者以办事处、服务部、维修部、加工点等形式销售其产品。如果他们都是由被告依法设立的，其销售行为都应由被告承担法律后果。关于销售主体，在这里需要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销售者是被告的代理商，其销售行为能否视为被告的销售行为。从表面上看，两者是一种购销关系，代理商亦具备独立承担责任的资格，但是从实质角度看，代理商不是一般的经销商，在商品经济中，生产厂家对于产品的研制生产是行家里手，但在销售环节中将产品实现销售却未必经验老道，需要借助在销售上具有丰富经验的代理商，后者利用其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积累的广告、促销等手段实施销售。在现实中，代理商与被告签有长期合同，在一定范围或区域内只代理经销一两种产品，从这点上，经营更加专一，在单位时间内具有紧密的连续性。随着现代企业发展的模式，一些有远见的大型集团公司自己只生产产品，其销售行为完全是依靠设立代理商，或邀请代理商加盟，实现销售行为。综合这两点，代理商的行为对权利人的危害性远远大于一般的、临时性的经销商。从性质上，等同于生产制造者的直接销售。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代理商的销售行为应视为被告的销售行为。

　　在这起案件中，根据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北京的购买厂家到被告厂自行提货。于是又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根据购销合同中实施的行为来确定销售地。就本案，购销合同是在北京签订的，被告亦是派人来京收取了货款，需方仅是到被告厂中验了货后，自行运回北京，由此能认定北京是销售地吗?不应认定。销售是一个整体行为，这其中包括有签订合同、付款、提货等行为。在本案中，上述行为有的发生在北京，有的发生的河北，而其中的关键是被诉侵权产品在哪儿交付的。在构成销售行为整体的各环节行为实施在不同地域时，应更注重合同履行地中的货物交付地。一旦交付行为完成，销售行为终了，使侵权产品最终扩散到社会上。无论是即时结清的销售还是延期付款的销售，交付行为发生地应是判定销售行为的主流。鉴于本案实际交付地在河北，应认定销售地不在北京，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使管辖权有一定问题。随着当今社会市场经济的日趋繁荣，大部分产品的需求呈现买方市场，厂家服务周到，合同签订后送货上门，需方接货地点可以认定为销售地。如果被告厂家将产品送至北京的客户住所，则可以定销售地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