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合广场A栋47楼徐建的办公室内，陈列着大大小小无数个奖项，而徐建最在意的是他在罗布泊当原子侦察兵时得到的“立功喜报”，他说“这是我用生命换来的”。

　　他说:“一个人如果有生死考验，就什么都不怕了，什么官位、名利都看得很轻。”

　　徐建的人生无疑是精彩的，当过老总、司法局副局长，是中国第一位民选的律师协会会长，最近又当上了中国第一所律师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的首任掌门人。58岁的他满腔热情地想培养出一批律师精英。

　　而无论他的角色怎么转变，他都没有离开过“法律”这个轴心。他说:“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做律师。”

　　31岁来深，人生中最精华的27年他在深圳度过，他见证、亲历了深圳这座城市的蜕变。

　　没有任何架子、没有任何避讳，一个晴朗的午后，徐建向我们讲述起他的故事，一个大律师的精彩人生，一个老深圳人的深圳梦寻。

　　我觉得我的人生很精彩，我围绕一个轴心——法律，做过老总、副局长、会长，最近又当上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的院长。我觉得挺开心的，一般人没有经历的我都经历了。回过头再活一次，我还愿意走这条路。如果再有来生，我还愿意做律师。我觉得这个职业太好了。

　　我对深圳很有感情，因为我人生最精华的部分在深圳度过。我见证了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到现代化城市的蜕变。

　　我觉得一个人成功要有三个因素，一个好家庭、一个好老师、一个好领导。这些都被我碰上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深圳第一批律师

　　■人物档案

　　姓名:徐建

　　职业:律师

　　来深时间:27年

　　南下深圳当“西部牛仔”

　　从广州坐火车到深圳，过了广州后，一路上感觉都很荒凉，路两边没有房子，只有些小村庄，而且越往深圳走越荒凉，下了火车后就看到一个大工地，来到深圳后就见到两栋大楼，这和我想象中的落差很大。

　　我198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后被分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当时我们班38个同学，54个部委来要人，因为我们是文革后人大第一届学生，非常珍贵。按理说在北京、又在人民银行总行工作，而且还非常受重用，应该很好。但我不喜欢北京的环境，觉得很压抑。

　　1983年，深圳特区要组建对外律师事务所，需要法律人才，到北京去招干。因为北京是首都，一些法律人才又都是在国务院机关工作，受重用，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去。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做官，遥远的深圳可能更适合我。

　　母亲听说我要去深圳，到北京来劝我，说:“你疯了么，那个地方地图上就是一个小圈，电影里看就是特务横行的地方，到一个小渔村干什么?”我告诉她，我心目中这个地方可能是革命圣地延安，共产党要举一个改革开放的旗子，砸锅卖铁也一定会把它立起来，所以要早去“延安”。

　　考虑了十几天后我就决定去深圳，而且放弃北京户口，义无反顾落户深圳，当了“西部牛仔”，当时很多同学都觉得不可思议。决定去深圳还有经济上的吸引力，我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工资是每月57块钱，人家告诉我到深圳后140块，我一听翻了一番，很高兴。没想到后来到了深圳，一下火车买了个盒饭要2毛钱，北京才8分钱，所以当时我心疼坏了，觉得这个地方东西太贵。

　　从广州坐火车到深圳，过了广州后，一路上感觉都很荒凉，路两边没有房子，只有些小村庄，而且越往深圳走越荒凉，下了火车后就看到一个大工地，来到深圳后就见到两栋大楼，这和我想象中的落差很大。

　　我是和谷牧副总理的儿子坐一趟火车来深圳的，当晚住在七支队招待所。我俩晚上没事就到一个农民房的窗边，站在那看香港电视剧，之前从来没看过，很好奇。

　　没有经验不知道律师怎么做

　　中国的律师是断代的，我们是第一代律师，没有人教我们，我们必须自己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我很羡慕医学院的学生，他们有老师教，而且实习两年再做医生。

　　第二天我到司法局报到，他们给了我一个律师执照，当时是不用考的。后来我被派到对外律师事务所工作。我接的第一个案子是美孚石油案。美孚石油公司在深圳投资的一个加油站跟中方发生矛盾，我到仲裁委给他们仲裁。仲裁委当时是一个两层的农民楼，门口挂着个木头牌子，写着“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专程赶到深圳来的美孚石油的老板看了半天，开玩笑说:“这是仲裁委员会么，它仲裁有效率吗?”

　　那时候法院在地王大厦后面的一个8米多高的山坡上，有两排平房，开庭时里面不够用，就摆张八仙桌在门口开庭。

　　我们当时8个人住在通心岭的一套两房一厅，我和两个男生躺在客厅，没有电扇、空调，上厕所、冲凉都要排队，如果在北京，至少有个单间，而且还能经常出入中南海参与最高立法活动。

　　虽然条件很艰苦，但也没有心理反差，因为很快就被热情弥补了。当时全国各地来深圳的人干劲都很高。

　　深圳对外律师事务所是在1983年10月1日成立的，当时只有5个律师。

　　当时我们没有做律师的经验，不知道怎么干，像个晕头鸭似的。中国的律师是断代的，我们是第一代律师，没有人教我们，我们必须自己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我很羡慕医学院的学生，他们有老师教，而且实习两年再做医生。

　　因为不知道怎么做律师，还闹了一些笑话。当时有个律师辩护的时候，他先把公诉词念了一遍，还说，“公诉人的意见我都同意”，然后再辩论、反驳。你都同意人家意见了还怎么反驳?当时有个香港记者来听庭，他就把这事登报了，大标题为《中国律师是第二公诉人》，报道出来后引起了很大的负面效应，人们会说中国律师连自己的地位都搞不清楚。

　　当上第一批“万元户”

　　经贸律师事务所成立不到1年，我们就赚了57万元，每人分了好几万元，特别兴奋。

　　1984年，司法局想搞改革，把所对外承包，一年2万元，但是所长当时不同意承包。我找到司法局分管副局长说，我自己创一个律师所。他问什么条件，我说，你给我5个调干指标，我不要你们一分钱，我给你们搞个经济贸易所。

　　一个新所一年至少得20万元的开支，我当时一分钱也没有，他不信我能成。后来我用5个调干指标调了5个人大同学过来，在1985年1月2日成立了经济贸易律师事务所，主要处理国内贸易的案子。当时有很多中外合资、来料加工等案子，我们的案子也很有代表性，因为最早的经济关系在深圳，因此法律关系也在深圳首先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