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A、B两公司通过口头协议，开始购销交易，A公司向B公司提供了价值90万元的货物。1994年1月23日，两公司又签订一份价值人民币35万元的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中约定：A公司于合同签订后10日内发货，B公司验收后付款;若双方发生纠纷，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1994年1月28日，A公司依合同约定向B公司提供了价值35万元的货物。B公司一直持续付款直至1999年2月，共计支付50万元货款，仍欠75万元货款。2000年3月，A公司以B公司拖延货款为由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B公司立即给付货款75万元。

　　仲裁委员会在审理过程中，B公司的律师提出A公司的请求不成立并做出如下答辩：

　　首先，两公司在1994年1月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中虽约定了仲裁条款，但对1993年12月的90万元货款并未达成仲裁协议，因此其并不在仲裁范围之内，A公司不能以仲裁方式解决。其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我公司己经支付了50万元，其中已优先归还了合同约定的35万元货款。这一点在我公司的会计账目上得到清楚反映。其余的15万元是偿付1993年12月的货款。因此，我公司只欠1993年12月份的部分货款，而此笔款项不在仲裁范围内，仲裁庭应不予考虑。

　　A公司针对B公司的答辩意见进行了反驳：

　　两公司在1994年1月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的同时还达成了一项口头协议，约定：1993年12月的90万元货款与新合同的货款一并履行。B公司为将此事落实到书面形式，还在合同签订前写下一份保证书：“保证在履行1994年1月的产品购销合同的同时履行1993年12月所购货物的付款义务。”(保证书己提交仲裁庭)。在B公司做出如上保证的情况下，我公司才与之签订新的产品购销合同。因此，双方对1993年12月的货款事实上己经达成了仲裁协议，应属于仲裁范围之内，仲裁庭应一并审理。其次，在B公司对我公司的汇款单上并未明确注明哪几笔是对35万元货款的履行。所以，我公司要求B公司支付剩余的75万元货款的请求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对本案如何处理，有以下几种意见：

　　意见一认为，A、B两公司不仅对1993年12月的90万元货款达成了口头协议，还将此协议落实到书面上，写有保证书。因此，该90万元货款的解决方式已事实上属于后来签订合同的一部分。应认定双方1993年12月的经济活动已被1994年1月所签订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所涵盖。仲裁庭应当一并予以审理。从两公司的交易情况及现有证据分析，依据我国民法的公平原则，仲裁庭对A公司的请求应予以支持。

　　意见二认为，B公司虽对1993年12月的90万元货款的付款问题，保证与1994年1月的合同中的付款义务一并履行，但是对若发生纠纷是否采用仲裁方式解决不可认定。因为仲裁意愿不能仅停留在内心活动或口头形式的阶段，必须形诸于法定形式，即以书面协议的形式表达出来。A公司虽提交了B公司书面的保证书，但保证书的内容只是保证还款期限，并未具体涉及以何种方式解决纠纷的问题。而1994年1月签订的合同对前期双方债权、债务的处理只字未提。使得“保证书”与“合同”相互独立存在。若将1993年12月的经济纠纷列入仲裁范围之内，则不符合《仲裁法》的有关规定。因此，1993年12月的这笔货款，仲裁庭不能认定双方达成了仲裁协议。此笔款项不在仲裁范围内，不能以仲裁方式解决。但是，对于B公司已经交付的50万元货款，根据交易习惯，应优先作为偿付90万元旧账的款项而非清偿1994年1月合同约定的35万元。现有证据无法证明B公司己履行了产品购销合同的付款义务。仲裁庭应裁决B公司支付货款35万元。

　　意见三认为，如意见二所述，1993年12月的货款不在仲裁范围之内。但对于自1994年1月以来B公司支付的50万元的款项，由于口头协议与购销合同乃一并履行，仲裁庭实际上无法确认此笔款项是用于偿付1993年12月的货款还是1994年1月的货款。由于1993年12月的90万元货款不在仲裁范围内，仲裁庭只能审理合同签订后的履行情况，而无需对以前的交易情况予以审查。故仲裁庭没有理由认为B公司在合同签订后的付款不是对购销合同的履行。由于受仲裁范围的限制，仲裁庭应认定B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支付的货款己经超出了合同约定的数额，故对A公司的请求不能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