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有效登记制度

　　笔者以为，我国应对著作权的移转实行登记，范围包括著作权转让与著作权独占许可使用。将独占许可使用一并纳入登记范围，是因为其具有独占性即排他性，同样涉及到善意第三人的权利冲突问题。在登记对抗或登记生效的制度选择上，我国不宜采用各国普遍选择的登记对抗主义，而应采用登记生效主义。

　　首先，无论登记对抗还是登记生效，对著作权的交易人而言，都是为其进行登记提供了一种鼓励机制。采用对抗主义时，登记是一种对受让人权利进行更周密保护的附加机制，不登记并不影响权利移转的效力。而采用生效主义时，权利移转的实现以登记为要件，交易双方欲移转权利则必须进行登记。在鼓励效果上，登记生效显然较登记对抗要强。

　　其次，对著作权移转进行登记，其主要目的是为著作权的变动提供有效的公示。作为一种公示方式，权利的表象与权利的实际状况相一致是其基本要求。登记对抗不能有效鼓励交易人进行登记，因此，著作权变动的有效公示难以实现，偏离了对著作权移转进行登记的初始目的。

　　再次，登记对抗主义对原权利人的保护存有漏洞。通过善意取得，可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而登记则是公示著作权的移转，从而使作品上署名的公信力归于中断。在有移转登记的情形下，第三人则不得以信赖署名为善意，而要求取得著作权。因此，从全面保护的角度出发，登记应与著作权的移转同步。采用登记生效主义，则移转随登记而生效，二者同步。而采登记对抗主义，不仅存在有移转无登记的情形，即使已经进行了登记，在著作权移转生效与登记之间，还存在对原权利人保护的真空。

　　最后，结合我国物权法上不动产登记的规定，为求立法的统一性，登记应为著作权移转的生效要件。(朱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