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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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骗子的历史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作者：张艳国任放刘保昌
第一章:总论骗子骗术与骗文化
第二章:传统骗术
第三章:近代骗术
第四章:骗子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第五章:骗子的危害
第六章:传统社会主流文化与骗子文化

    骗子的思维方式
人是社会变革的主体，社会实践具有无限丰富多彩的品格。社会实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自于实践主体的多样性和能动性。一般说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一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决定着社会实践的生动面貌。骗子，他是社会主体中的一个类别，他有不同于其他人群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惟其如此，才为我们研究骗子的社会功能和文化特性提供了依据。
思维方式是社会实践的产物，“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的人们，在改变着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因此，一定的思维方式，总是同人们的认识活动密切相关。人们为了认识事物的内在联系、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总要按照一定的方式加工、控制和转换外来的信息，便于主体在认识过程中形成一定的思维程序、规则和方法。一旦这些规定性为人们所普遍认同，它就成为实践主体所普遍遵循的理性模式，从而形成特定历史时代的思维方式。
一定的思维方式，一旦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它就会被赋予相对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并能融入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世世代代地影响人们的思维、行动及其生活。因此，一定的思维方式不仅打上了鲜明的民族烙印，而且同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总是密切相关的。这就是说，一旦某种既定的思维方式同一定的主体实践结合以后，它就具有不易改变的特性和传承性。
骗子作为一种社会角色，一种职业，在社会活动中经常地反映出他定型化的思维方式。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模糊性思维方式
模糊性思维是思维中关于对象类属边界及其性态的不清晰性、不确定性的一种思维方式，亦即思维中关于客观事物相互联系、相互过渡时所表现出来的“既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那样”的思维状态。在社会实践中，思维主体对于思维客体的量的规定或质的规定不甚明晰，既此既彼，亦此亦彼，往往没有明确的界限，这样的思维性质就是模糊的。
模糊性思维的运用，并不是因为思维主体觉得认识对象有多么复杂，而是由于一时难以精确表述，因此运用一些不确定的解释进行描述。当然，这并不排斥语言表达的确定性和准确性。
在相命骗术中，模糊性思维是最常见的一种思维方式。
在相命中，所谓“翻天印”、“八面风”就是典型的模糊性思维。翻天印就是由相命者先在石板背上刻写下一种活动语句，都安得上，都可谓对的，只在他写好了翻天印后，问来人是么样的？他就翻过石板面，圈他所写的那骗局句断，可上靠，可下靠，可左滚，可右滚，可接二连三的套得住。如：看人父母说，以你的相看来，应该是父克母，母在父先死。看人妻子说，以你相上看来，不做三家女婿，就要做二度新郎，现在无得克，看人弟兄说，以你的相看来，弟兄最多四个不得三个少，一个过继。这几样全是在圈句度时的混骗。相命的秘诀是：要在江湖走，杀刚不离口，十千九响。
刚，是刀口上的钢之意。一说被相者好，某某方面称“龙刚”；一说被相者差，某某方面称“千刚”。千，是刺激、责骂、恐吓，向要害打击。响，是讲得对。相命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抓住被相者的心理活动，所谓：“一入门先问来意，未开言先要拿心。”察言观色，看人说话，琢磨被看相人的心理，加以分析，然后随机应变。即使这样，也还不够，需要“八面风”的功夫。八面风就是把话说得模棱两可，怎么理解都行。
当然，这里所谓的“怎么理解都行”，并不是漫无边际的，而是有规范的。即一句话可以用两种不同的含义来解释，这叫做“活口”，或者叫做“双关语”。“双关语”的运用就是，算命一开始，只要你报出生辰八字来，或者简单地说，能报出多大岁数就行，算命先生马上就可以算出你父母在不在，谁先死，谁后死，兄弟有几个，说得分毫不差，以此来证明他算得准，算得灵，先把你吓住，然后再算你的过去和将来。在算的过程中，利用双关语，再结合生辰八字和五行相克的说法，就可以进行蒙骗了。
具体的蒙骗法有以下几类：
算父母。算命先生先让对方报了时辰，然后，便从所谓的“命宫”算起，只见他微闭双眼，左手掐诀，念念有词道：“你是生于丁卯年卯巳月巳丑天于未丑时。丑时头先克父，丑时尾先克母，丑时中间不克。从你这‘八字’来看，你是命宫高隆，父在母先亡啊！你的父母全在吗？”双关语是这“父在母先亡”。如果对方回答说：“父亲已经去世了。”算命先生就说：“就是嘛，我说了，父在母先亡，你父亲要在母亲前面去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是生在丑时头，丑时头先克父嘛！这是你的‘八字’命理注定的。”如果对方说母亲先死了怎么办呢？算命先生就会说：“就是嘛，我说了，‘父在母先亡’嘛，这就是说，你父亲在，你母亲要先亡，因为你是丑时尾生的，‘丑时尾先克母’嘛，这是你‘八字’命理注定的。”“丑时头先克父，丑时尾先克母”之说，主要是模糊了时间概念的精确性。由于一个时辰等于两个小时，因此算命先生就有空子可钻了。他说你是丑时头生，你就是丑时头生；他说你是丑时尾生，你就是丑时尾生。如果你说父母全在，他就说你是丑时中间生的，因为“丑时中间不克”嘛。如果父母全亡呢？也不妨事，全亡也总得有个先后吧！还是跑不出他所说的“丑时头”、“丑时尾”’和“丑时中间”这三种断语。不管怎么说，算命先生总是稳操胜券。人们不明就里，还以为算命先生很灵，很准呢！

算兄弟。根据时辰，算命先生会说：“从你的命宫八字来看，你的昆仲应该是‘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枝’啊！你一弟兄几位呀？”他问话中的“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枝”是一个双关语。如果你说“弟兄４个”，他就会说：“对呀，桃园三结义，再加一枝，正好是弟兄４位啦。”如果你说“弟兄２个”，他则说：“对啦，按你的命宫八字来说，本应该是桃园三结义，弟兄３个才对，但由于你母亲的命硬，将你的一个弟弟克死在腹中，因此，原本是桃园三结义，却被‘孤独’下去一枝，就只剩下你们兄弟俩了。”如果你说“无兄无弟，就我一人”，他会说：“对啦，按你的命宫八字来说，本应该是兄弟三人，桃园三结义嘛！但由于你的父母命相不合，一个是火命，一个是金命，火克金；再加上你是水命，水又克火，这样就把你命里本该有的兄弟给克掉了，孤独一枝嘛。你的命硬，所以就只剩下你一位了。”如果说有兄弟５个、６个、７个等等情况，算命先生就用“孤独一枝”往上加，而且让你听了觉得还很有道理。反正不管你弟兄几人，你怎么也逃不出他这双关语的“活口”。
算财运。若要问生意好坏，算命先生照样有双关语。例如，他给一个４０岁左右的商人批八字，他先念念有词地说出四句话来：“好去好来还好意，多财多宝亦多优。门前八卦蚊休入，户内三星我接来。”这是故弄玄虚，让人似懂非懂，似是而非。然后他问你２３岁到３２岁的运程中，是否像他前两句说的那样啊？对方如果一听“好去好来还好意，多财多宝亦多忧”，连忙答道：“先生，您算得太准了，我这几年正像您说的，运气好极了，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生意好，赚大钱，而且多财多宝，买了股票一下就赚了上万块。就因为这，我今天想算算，这些钱财今后会不会一场空？”先生说：“正如我批给你的这条运程词句，你不知多财多宝亦多忧，也不知好来好去还好意，你不知得这些好意须回手，因此我下面批你‘门前八卦蚊休入，户内三星我接来’，就是说你今后总算身体健康，财散人安乐，多财多宝亦多忧，少财少宝亦少忧。只有少宝才能安乐。”对方说：“先生，那么我这财宝保不住吗？”先生说：“按你的八字运程，应该是安乐，能否保住钱财，须半年后再来推算，看是否能有转机，如果肯花钱，我倒是愿意为你每件批算一次，或许有更大的财路等着你呢！”算命先生一看来的是有钱的主儿，更来神了，赚一份钱还嫌不够，想每个月都能赚人一把。
算婚姻。这仍然需要双关语。算命先生把人生按１０年划一个运程。妙就妙在这里。在１０年间，任何人都会遇到如意的事，也会碰到不如意的事。可以说，顺境、逆境、转机，是人生的必然经历。因此，他选用一些双关语放在任何运程上，都会是准确的。例如，算命先生给一位３０岁的妇女算命时，先用这四句双关语：“竹影扫街尘不去，萤火烛地草难燃。一轮夜月圆还缺，几点星辰有若无。”先生说她在１９至２３岁这五年运程中，那时她就像竹影扫地一样，是不能将尘土扫去的；虽然萤火燃不了草，但那时总还是有光明之象的。妇人说她当时有男朋友，想结婚，无奈父母反对，只好分手了。先生说：“这就是竹影扫地尘不去，萤火烛地草难燃之象了，所以，你的命运注定是要再婚的。”其实，在批命的纸上，本无她要再婚的，只是因为用这双关语批命的时候，妇女自己觉得他说中了当时的运程。说到她２５至２９岁的运程时，算命先生用了“一轮夜月圆还缺，几点星辰有若无”的双关语，他对妇女说：“这个运程，你应该是守得云开见月明，虽然月有圆时也有缺，但守到天亮时，你的运程已经有了转机，那时有那么几点星辰，似有似无，你看我算得对也不对？”妇女说：“我２０岁上见到我现在的丈夫，起初对他很有戒心，但后来终于和他结婚了。”算命先生说：“这就对了，这就是云开见月明了。”
算经历和处境。给中、老年人算经历和处境，算命先生也得从双关语说起。他问过八字后，先算你的“命宫”，一开口就念上一段双关语：“渐入佳境，如小溪流水汇入大川。财运亨通，仍防服色之优，家运支持，将功补过贵人得力，可补家运不恒。纸花做出惊人眼，好在无香在里头。挫折在前，安乐在后。”凭着这一段双关语，就可以说出几种不同的经历和处境。就拿“渐入佳境，如小溪流水汇入大川”来说吧，就可以理解成几种不同的处境。仅从字面上讲，就可以说今天过上了好日子，不是一下子得来的，而是逐渐富起来的，而且是由小到大的。如果有一位老人听了这句命词就根据自己过去的经营处境说：“这些年来，虽然挣的钱零零碎碎，但现在回想起来，全靠这小溪流水积攒起来的，所以现在老了才没有后顾之忧。”显然，在老人看来，这句话正批中了他的命道。如果换一个老人听了同样的命词后，却说：“当时全靠胆大冒险，通过小本经营，将雪球越滚越大，的确有这溪流汇川之势。”显然也是批中了他的命道。如果又有另一个老人说：“怪不得呢，当年跟人合股做生意，我是小股东，被大股东吃了我的小股，真是应了这小溪汇入大川去了。”可见这巧妙的算命双关语，在当事人眼中，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经历产生相应的反应，而都觉得算命先生算得很准。

　属于这类的双关语还有很多，如问疾病，问寿命，问忧喜，问家庭和睦，问开工动土，问建房上梁，问求医问药，问失窃被盗，问官司输赢，等等，总之，举凡富贵贫贱、吉凶祸福，只要你找算命先生，他就有一套似是而非、模模糊糊、灵活多变的双关语等着你。
模糊性思维，从字面上看，似乎这种思维形式是含混不清的，没有精确性可言。其实不然。模糊性思维就其本质和内容而言，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有章可循的。一方面，模糊性思维是一种抽象思维，它以感性认识形式为基础，而感性认识所包含的感觉、知觉具有模糊性，因而作为抽象性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可以是模糊的；另一方面，模糊性思维也要依赖概念、判断、推理等等人类思维的基本依据，而这些思维依据也可以是模糊的，因此，抽象性思维不可避免地具有模糊性。
2．动态性思维方式
动态性思维，是指思维主体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环境，不断改变思维程序和方向，对环境进行调整和控制，最后达到思维目标最优化的过程。简而言之，思维是发展的变化的，因而思维活动可以不断地进行优化调整。
动态性思维的含义，集中反映在“动”上。首先，主体的思维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变化，人的思维活动是客观实际的必然反映。其次，主体的思维随着最优化目标而变动，虽然在同一条件下，人的思维目标有很多，比如，很好，好，较好，一般，较差，差，很差，等等，而人的思维目标总会围绕着最优化方向，自觉地、不断地改变思维的路线和程序。再次，主体的思维变动还会促进客观世界的变化，人的思维活动具有能动的特性，它总不会被动地反映客观世界，适应客观环境，它会使客观世界在思维的能动作用下向着有利于最优化目标发展。这就意味着，主体思维同客观环境之间，是一个性的“互动”关系。不管它怎样互动，目标只能是一个：思维目标的最优化。
在骗子的行骗实践中，动态性思维是一种常见的思维方式。得手，是骗子的最优化思维目标。因此，骗子的动态性思维总是围绕着这一目标变化，总是表现为奇、异思维。
以奇想得手。高明的骗术来自奇想；因为，正常的思维易于常人所识破。
明人张应俞在《江湖奇闻杜骗新书》中，载有“公子租屋劫寡妇”的骗例，骗子得手，因于奇想，据载：京城每逢举行科举考试的年份，各府举人来京的极多。不论大小房屋，举人们都以高价租下，作为考期的住所。东街有个王寡妇，几辈人积攒下大笔钱财，名闻于世。王寡妇只生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刚刚成年。家中另有一个女仆，一个男仆为管家，一个小厮供粗使，连主带仆，这户人家也就五六口人。家里厅堂又高大又敞亮，房舍又深广又宽松。外厢房常常租给那些赴京赶考的举人们，因而能够收到相当丰厚的租钱。辛卯年七月初，各地赴考的举人纷纷来到京城。一天，有两位仆人，穿戴整齐，衣冠楚楚，前来租住房子。王管家带着他们看看左右厅房，房舍内外都十分洁净清雅。来人便说：“这房子既宽大又明亮，我家公子肯定中意。我们今天就预定下来，请不要再租给别人了。不知租金多少？”王管家说：“往年许多人一起租借这房子，租金二十两。如今你一家租住，人少不杂乱，只要十五两就行。”双方讨价还价，最后讲定为十二两，并当即付下租钱。一个仆人出去接儿，公子一行共乘四顶轿子，一主四仆，另带一个供粗使的小厮都来了。行李有五六担，都是些精致典雅的好东西。住下后即拿一份家乡的土特产送给房东，仅这份礼就值二三两银子。王寡妇说：“往年赶考的举子倒也送些礼品，但都不值几个钱，如今这位公子真是大家，出手真是大方。”第二天，王寡妇便命管家好好摆设一桌酒席，恭恭敬敬地请公子赴宴。王寡妇的两个儿子作陪。公子开怀畅饮，一直喝到二更天才散席。又过了一天，公子派仆人雇了两个厨子来，做酒席回请王寡妇一家。一桌酒席专请王家的两个儿子；一桌酒席送入内室，请王寡妇吃，并叫王寡妇的丫头作陪，另命自己带来的小厮入内侍奉。还设一小桌款待外头的两位男仆，命自己带来的四个仆人作陪。各饮至二更天时，公子说：“把咱们自己带来的酒打开喝。”不一会儿，送来了热好的酒。酒味香甜，又不是很冲，很好喝。公子先斟上两大杯，双手举着递给王家兄弟，说道：“这酒还算爽口，各饮三杯如何？”王家兄弟各自喝了。公子带来的小厮也请王寡妇喝了此酒。那四位仆人也劝外头的两位男仆喝了此酒。二更尽时，把厨子打发走，把大门一关。原来，他们自己带来的酒中放了陀陀花，药性发作，王家人全都昏昏倒下。这时，几个假扮公子和仆人的骗子原形毕露，将王家人一一捆绑，然后，搜寻王家财物，将所有财宝，网罗一空，收拾成五六担。晨钟一鸣，他们打开大门，公然大摇大摆地挑担远走，并无一人发觉。又过了一天，到了中午时分，邻舍只见王家大门开着，并不见人来人往，觉得奇怪。于是，大家约好了，一同到王家看究竟。这一看不打紧，一看还真吓了一跳。只见王家主仆个个被绑得严严实实，“酒醉”不醒。大家都说：“这一定是中毒了，一定遭劫了！”大伙急忙请来医生，解除毒性。等到王家人苏醒过来，便知晓一伙人假扮举人赶考、租房、投毒、劫财的故事。再去追时，人海茫茫，哪里还能寻到这伙骗贼的踪影！正因为骗术奇特，所以作者既惊奇且感叹：“科举租屋，历科皆然，谁知有大棍行此术？其令独租，不令租他人，犹是常情；惟初至时送厚人事，主必设席相待，理固然也；旋即回席，又且甚丰，一家婢仆皆有酒，即有意投毒矣。善察者，于送人事时犹是难察；惟一家大小皆有酒席相待，此处宣参透之。彼以客回主席，何必并及内外贵贱人哉？然孀妇女流之辈，二子黄口娃儿，若两管家者，彼能以是而预防之，则棍何得而行劫乎？” 

以异想得手。为了实现骗的目的，骗子设计骗局的思维，总是不同于常人。“异想天开”，骗子总能如愿。
前面提到，算命先生骗人的把戏，在很多方面借助了模糊性思维。但是仅仅这点本事，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借助其他一些思维形式与方法，如动态性思维中的立异思维。
据载，解放前北京天桥一带的算卦先生金善元很有名。一次，他到辽宁营口去跑江湖，被国民党某军军长请去给他的八个老婆看命相。由于金善元的名声大，这位军长事先同他开了一个玩笑。军长将八个老婆请来，让他认其中的正太太，也就是大老婆。金善元心中无底，自然发怵，但他毕竟是江湖老手，强作镇静，准备随机应变。他坐在椅子上想对策，左顾右盼了一番后。觉得有了主意，于是慢条斯理地发问道：“吉人自有天象，正太太当然和姨太太长相不同，就拿正太太的头发来说吧……”这一说不打紧，几位姨太太齐唰唰地将目光转向正太太的头上。金善元故意抛出的一个问题就这么简单地得到了回应，不禁喜出望外，如获至宝。虽然此时他已经心中有数，但还是故弄玄虚地海吹了一通，然后才指出谁是正太太。那位愚蠢的军长却对金善元佩服得五体投地，便重赏了一番。聪明的金善元正是巧妙地利用了人们对差异予以关注的心理。
这种立异思维在骗局中，广泛地得到运用，并不受到行业的局限。清人徐珂记载过一则“两肆以互讼为广告”的故事：“有某市父子者，苏人，各设市于天津，相距三里而近，有特制之品，颇为人所欢迎。父之肆先设，不数月而子亦效之，其市招、其物品之名称悉同。又不数月而父子两肆之讼事起，彼此互以冒牌相诋。一时社会传达，报章登载，人皆骇诧之，谓两肆同一，且父子也，今何不合并而乃构讼乎？旋有知之者曰：‘其讼之作用，将以扬名也，广告之新法也。’自是两肆之生涯皆聚盛，讼亦不休”。两位骗商十分高明，虽然是父子一家，但也要摆出一副两家敌对的架势，互相攻击，相互诋毁，无异于炒作，以引起消费者经常的好奇和关注。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一些消费者还会参与进来，购买商品，以辨真伪。其实，他们的商品本无真伪优劣之别，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家。“互讼”，骗来了大量好奇的顾客，其目的也就达到了。?求奇也好，立异也罢，它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思维的创新性。离开了创新思维，所谓的动态性思维方式就没有意义；而求奇思维，立异思维，如果没有“创新”这个目标，也就难以成立。
动态性思维为行骗者所看重，并成为从业者的思维方式，是因为这种思维活动具有明显的特点和优势：变动性，能动性，创新性。这种思维方式便于思维主体根据思维目标的要求，发出指令、信号等等信息，再将信息反馈到思维主体；思维主体又对反馈回来的信息进行加工，整理，分析，并同原先设定的思维目标进行比较；然后，根据新的思维目标的要求再发出新的信息，并把信息反馈到思维主体，如此不断地循环往复。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思维过程，思维主体不断缩小时间差，最后达到优化思维目标的目的。
3．系统性思维方式
系统性思维，是关于整体综合的思维方式。作为思维方式的系统，就是系统性思维，它是人们在思维活动中，把认识对象当作一个整体来思考的方式、模式和程序，也就是系统的思维活动的形式、方法和程序的总和。这种思维方式要求主体思维着眼于整体和个别（元素）之间，整体同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中综合地、精确地思考问题。凭借系统思维，思维的主体不但可以思考认识对象中的少数变量、各要素之间的联系，而且能将认识对象中的大量而复杂的要素联系起来，甚至能够把瞬息即逝的要素综合成具有整体效应的总体，从而使主体思维能够把握更多、更复杂、更高级的系统整体最终达到不断提高主体的整体性思维水平。从人类的认识史看，系统性思维是人们认识和思考一切复杂问题所不可缺少的方式和方法。
系统性思维的形式，就其思维程序来说，是一种综合—分析—综合的思维模式，即从整体出发，先综合，后分析，最后又复归到更高阶段上的新的综合。按照这种思维模式，思维主体必须从动态的纷繁复杂的认识对象中谋求对于问题的整体性的清晰的思考。系统性思维的方法，就是系统分析法，或称整体分析法。它是思维主体首先将认识对象放置于它所直接隶属的全局或整体中，然后对各个相互联系的要素或部分作出系统描述，并求得认识成果的方法。这依然是一种谋求最优化思维的方法。其显总和，整体大于加和性。它要求主体思维应该着力思考认识对象整体中诸要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及其关系，这是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它要求思维主体对于多种综合结果作出合理的最优化的判断和选择。在系统性思维中，由于把整体中的诸要素按照不同的方式综合起来，可以产生多种不同的结果，如：整体功能小于诸要素功能的总和；整体功能大于诸要素功能的总和；整体功能不是原来诸要素功能所具有的功能；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可以忽略不计时，整体功能等于诸要素功能的总和；等等，因此，思维主体必须在多种可能性中选择最优化的结果。
正由于系统性思维是一种最优化思维方法，因此，它为骗子的骗行和骗术的施展，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舞台。骗子在设计骗局和施展骗术的过程中，总是着眼于行骗的整个过程，总是立足于最优化思维，一行骗能够得手。他们立足于全局，善于处理骗与被骗，行骗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等关系。
在江湖相术中，骗子有一套师门真传的“大法”，一整套骗术，贯穿了系统性思维方式。
在算命、相面、问卦、派八字等骗行中，“敲”、“打”、“审”、“千”、“隆”、“卖”这六种相互联系的骗术，就是一个缜密的思维过程。敲，就是旁敲侧击；打，就是突然发问，令对方在仓促之际吐露真情；审，就是察言观色，判别真伪，由已知推出未知；千，就是运用各种带有刺激性的手段，向要害打击；隆，就是赞美，恭维和鼓励；卖，就是根据已经掌握的资料，作出判断，令人信服。这六种骗术，针对性强，各有侧重点，而且在思维方法和思想逻辑上具有连贯性，因此必须配合使用才能有效。如秘本骗经所云：“敲其天（父）而审其比（兄弟），审其一而知其三”；“急打慢千，轻敲响卖”；“一敲即应，不妨打蛇随棍上；再敲不应，何妨拔草以寻蛇”。
怎样灵活运用这些方法行骗呢？江湖骗子常举这样的事例来教育自己的徒弟。比如，有一个２５岁左右的男青年跑来看相算命，他外穿一件七八成新的文华绉长衫，内面是一套质地很好却已陈旧的熟纱衫裤。入门后迟疑了一下，望望四周有没有熟人，这才放心地进来。他手尖脚细，皮肤细嫩，面色憔悴，两眼无神。问他是算命还是看相，他问清价钱后，答道：“先给我看看气色吧。”这个青年的行藏动作，就等于把自己的身世和遭遇，告诉了算命先生。他衣着合身但破旧，手尖脚细却愁苦，表明他是个“二世祖”之流的人物，三两年前还很阔绰，但近年破落了。一般来说，青年人喜欢三五成群前来看相算命，而此人反常，只有两种可能：或者他心中怀有不可告人的阴谋；或者他破产之后，穷极无聊，独自闲荡。他若不是前者，就只有后者的可能了。一般人破产不外乎三个原因：一是生意失败；一是祸从天降；一是自己挥霍无度，好嫖滥赌。“二世祖”们破产的原因，十之八九是由于第三种。只有那些不久前还在花厅妓馆充豪称阔的纨绔子弟，穷死也要留回一两件光棍皮来遮门面；也只有这种人，穷了就失掉平日那般狐朋狗友，才会独个儿游荡，怕见从前的恶少。从他破产的原因，又可以“推出”，他可能幼年丧父，即使有兄弟，也不会多。
因为，如果他父亲还活着，或有兄弟当头，就决不会容许他把那份家产花光。只有那些自幼丧父的“二世祖”们，在慈母的溺爱和纵容下，才会养成这种挥金如土的寄生虫习性。虽然如此，有经验的算命先生还是不敢冒然“落千”，仍然要“敲”个清楚，“审”个明白。他首先用“我看你满面晦暗之色，怕你在这一两年内会有大丧，你还有母亲没有？”一类的话来“敲”其父母。如果对方回答：“母亲去年死了。”那就“响卖”一下：“我看得对吧，你这一两年内真是丧了母亲。”跟着就“打蛇随根上”，“打”他一下，突然问道：“你父亲死了多久？你几岁没了父亲的？”如果对方回答：“他在我５岁时死了。”那就又可以“响卖”一下：“额角岩巉（高的意思）先丧父，你额角这样岩巉，当然幼年丧父呢！”跟着又“打”：“你是长子吧？”对方如果答“是”，那他有几个兄弟就又可以“审”出来了。试想，他居长，５岁丧父，难道会有五六个兄弟吗？“于是，又可以“卖”一下：“我怕你没有兄弟，有也不超过一两个，而且不和，是不是？”将这些情况都搞清楚了，就可以落“千”：先“千”他的潦倒，再“千”他的那般狐朋狗友以及亲戚如何冷落他，抛弃他。这些话，不仅对眼前这个败家子适用，而且对于一切家产衰败的人都适合，因此当然句句都能“千”中这个落魄青年的心灵。
可是，“千”只能将从前的事情说准，如若说准未来，就非“隆”不可了。因为“隆”可以产生两种作用：一是给对方以精神上的安慰；二是对未来命运的语言与暗示，常常会产生一种精神力量，影响对方的前途。所谓“隆”，并不是盲目赞美，而是结合对方的各种主客观条件，对其前途作出适当的暗示并加以鼓励。就拿这个“二世祖”来说吧。他读书不成，仕途无望；他也没有胆量去从军就武；对于从商，他恐伯也是无本可出。因此你如果预言他将来可以成为大官巨贾，结果只能完全失败；但如果你叫他痛改前非，低头去做个店员，勤俭地生活，他也许能做到。这就是说，你要根据他的可能去对他的前途和命运作出暗示，这样，你的预言才可能灵验。所以，江湖骗子特别重视这个“隆”字，他们有一整套经验：如果是太平盛世，他就多鼓励资质好、有条件的人去应试科举，或者去从事工商业；如果是乱世，他就多鼓励有胆识而又豪爽的人去从军就武，或者是捞偏门，如承办烟赌、走私，等等。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弊。依此类推，你教一千一万人这样做，说他们将来一定发迹，他们一定会很高兴，并会为你吹嘘；如果其中有三五个人将来果真成为富商巨贾，即使他不来重谢你，也会在各种场合为你扬名，夸你灵验；有那么几个有权势的人物为你捧场，你一生自然享受不尽了。总之，这样做，无论从近期还是从远期来说，你都会有收益。至于那些捞不起的人，也不敢说你不灵，因为你替他相命时，早已经埋伏了好几手，例如说看他们家的风水如何？祖宗阴德怎样？他们不发迹，只好埋怨自家风水不好，祖宗德薄。至于那些战死的人，更没有生口对证，还怕说不灵么！由此可见，江湖相术的“灵验”把戏，来自于系统性思维方法。
在以色骗人的法术中，有所谓的“仙人跳”，“放白鸽”。狡猾的手法，出自系统而缜密的思维。据徐珂的研究，仙人跳就是以色为诱饵，设陷阱害人：“苏、沪有所谓仙人跳者，男女协谋，饰为夫妇，使女子以色为饵，诱其他之男子入室。坐甫定，同谋之男子若饰为夫也者，猝自外归，见客在，则伪怒，谓欲捉将官里去。客俱，长跪乞恩，不许，括囊金以献，不足，更迫署债券，订期偿还，必满其欲壑，始辱而后纵之。”他记载了一则故事，骗思精巧，骗术丝丝入扣，所幸某男子精明过人，没有受害：吴江县顾某因应试到苏州，住在吉利桥畔。住所旁有一间茶馆，叫锦凤楼。顾某饭后无事，时常去品茶。有一次，顾某去时，座位已满，只是在屋角有一副茶几，坐着一老一少两个妇人。顾过去坐下，老妇就与他攀谈起来。过了一会儿，两人就混熟了，老妇说：“这里人多嘈杂，如果你有兴致，就到我家去吧，我以佳茗相待。”顾某欣然随往。到了楼上，只见陈设精美雅致。这时正是道光末年，鸦片烟已经流行开来。主人盛情邀请上榻抽烟。顾某推辞不过，只好应命。老妇命少妇烧烟伺奉。顾某刚刚上榻，老妇就脱掉他的鞋子，说道：“随意用吧！老身有事暂时离开。”老妇离开不久，忽然从楼下传来激烈的敲门声。少妇闻声下楼。这引起了顾某的怀疑。他随即起身下楼，并很快隐蔽起来。少妇开门，立即呼啦啦进来三十多个壮汉，直问：“人在何处？”少妇回答说：“在楼上。”众人赶忙上楼。顾某连忙利用这个时间差逃去。
“放白鸽”也是以色骗人，其缜密的思维与手法紧凑，与“仙人跳”并无二致。它是骗子将合伙的女子放出去与人为妻，一旦时机成熟，“妻子”裹挟财宝，变成白鸽远走高飞。
兹援引一典型例证于后：民国初，无锡李某，妻死，鳏居多年，几次想续弦，苦于无人帮忙。一天，忽有一媒人带来一少妇，操江北口音，自称夫亡无靠，上无翁姑，下无子女，仅有一个手足残废的胞弟，没有奢望，只求身价一二百两银子作胞弟的赡养费。李某看少妇面目端正，衣着朴素，真是孀妇装束。问她胞弟在哪里，说在船中。到泊船处偷看，果然有破船一艘，系在柳荫之下：船里躺着一个约莫二十岁的男子，手足蜷曲痉挛，呻吟不停。李某信之不疑。经一再磋商，定身价银一百五十两，当天成婚。那船上男子得到银两，撑船而去。当李某议婚时，亲友多为规劝，说这女子来路不正，恐怕是放白鸽的。李某不听。成婚后，妇人持家井井有条，伉俪情笃。李某越发认为当初亲友妄议，自己的判断不错。于是，将所有家产都交与妇人掌管，并为之广置首饰。一天，李某外出归来，妇人已鸿飞冥冥，带走了贵重衣物及现钞数百……李某这才知道，这妇人原来是放白鸽的。系统性思维方式为骗子所重视，在于这种思维形式和方法贯穿了最优化选择的规律，它为思维主体所选择后，总能达到思维以及行为的最佳效果。因为在思维主体那里，根据系统性思维方式的特点，人们总是可以能动地将认识对象分解成不同的等级和结构，在动态中协调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使部分的功能和目标服从整体所要求的功能和目标，以实现认识目标最终效果的最优化。
独具特色的骗子的思维方式还有很多，这里所论，只是其中最有普遍意义和思维特点的几种。几千年来，若干种类的骗子的思维方式，随着骗子文化的传承而世代繁衍，成为一种定型化的、颇有特色的思维模式。其具体的思维方法，有一定的文化意蕴，值得从各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

骗子的行为方式
一定的社会群体，一定的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特定的行为方式。所谓行为方式，是指一定的社会角色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程序化、规范化、模式化的活动。任何一种行为方式的形成，都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是既定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人们的社会实践总是以周围的社会环境为生活的舞台，总是以一定的衣、食、住、行为基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而不能超越这些；一是已经形成的思维方式。俗话说：“脑袋长在自己的肩上。”
人们的社会活动总是首先受到自己的思维的支配，总是先有思想的目标，然后才有社会实践；一是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行为习惯。同样的社会阶层，同样的社会角色，前代人的行为方式总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人们的行动。
人们的行为方式无论在怎样的历史时代和社会条件，都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它的能动性。人们的行为，是主体实践的结果。而人的社会实践无不表现出人的主观能动性。人们的行为具有主观能动性，这是与生俱来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二是它的社会性。除非生活在真空中，任何人的行为都会产生或大或小的社会作用和社会影响。但人要生活在真空条件下，又是不可能的。三是它的稳定性。人的行为方式一旦形成，虽然在不同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的套路还是一致的。人们常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和尚颂经，屠夫杀人”，就是对人的行为方式的稳定性的生动描述。
骗子，是一种特别的社会角色，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被他们奉为经典的骗经和定型化的骗术的指导下，形成为有突出特点的骗子的行为方式。
1．骗行虽然有个体行为，但以群体行为为主
在骗行中，对于小目标和一个短过程，一般来说，骗子以单干形式出现，所骗对象也因人而异。如，以官为骗的对象。据说，在民国初年，上海一青年学生模样的人，自称姓蔡，名某某，是曾经发起过云南护国军起义的蔡锷将军之二公子。持名片求见上海市长吴铁城，向其告贷。吴一听是蔡将军的公子，便不详细询问，借给５０元。后来，他与熟悉蔡将军的人谈起此事，得知蔡虽有一子，但已出国多年，至今尚留学巴黎。原来，借钱者乃是一冒名骗子！
以商人为骗的对象。据徐珂所载，晚清之际，在上海经常有人假冒商家的信札以行骗。“上海普通人家之屋，所谓石库门者，入门即为堂，自门外望之，堂上所书画，皆历历在目，且门外必以门条著其姓，合门条书画而观之，则其家主之姓号皆可知矣。有住公共租界北河南路鹏程里之周雪峰者，执业于市，不常运，家惟妻女婢妪而已。一日，有状若茶肆佣保者至，出一函，且谓周与友会于南京路易安茶店，猝有要需，特作函，嘱我来取银币。周妻不识字，令妪持往邻家，使阅之。妪返，则言主人以在茶居为翻戏党所强迫，非银币二十圆不得脱，可即付之，周委如其言。送函者去。薄暮而周归，妻亟询之，谓无其事，乃始恍然骗子之预知其姓号而行骗也。”
以一般人为骗的对象。据徐珂记载，某一天在京都，有一少年在市场上以银换钱，刚刚说好价钱，忽然有一老者从后边冒出来，一把拉住少年，骂道：“老子穷到如此地步，你居然有银子换钱花，真是个不孝之徒！”于是，夺银而去。旁观者还以为是父亲责骂儿子。少年一下子气得晕了过去，好久才缓过神来，气愤地说：“我哪里还有父亲啊！”但银子已经抢走，不能追回了，等等。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之，行骗的个人行为，大抵上都使用一些短、平、快的手法。
但是，上述只是少数情况和个别现象。多数情况和普遍现象则是群体行为。这一点，就连他们圈内人士也供认不讳：“大凡骗子，极少是‘单干户’的，大都是合伙串通行骗，是为串骗。骗子集团‘江相派’的‘经典’《扎飞篇》上，就明明载着这条骗术：
“善为‘相’者，莫不用‘媒’，故曰：‘无媒不响，无媒不成。’‘媒’，也即骗子的助手，起着引人上当的媒介作用。……骗子串‘媒’行骗，总是要千方百计掩饰骗与‘媒’的瓜葛，做到不露一丝痕迹，这样，‘媒’方能取得被骗者的信任，使行骗得手，这也是串骗较其他骗术更为迷惑人的地方。”
举凡赌骗，设赌局骗人钱财；黑骗，黑道结伙互骗；神骗，利用鬼、仙、怪等封建迷信骗人钱财；色骗，以美色骗人钱财；串骗，一伙人合谋行骗；肉骗，绑架人质骗取钱财，因旧时称人质为“肉票”而得名；拐骗，以欺骗的手段拐卖妇女儿童，非法牟取暴利；装骗，冒充人物身份行骗；假骗，利用假冒伪劣物品骗人钱财；诈骗，利用欺诈手段行骗；丐骗，装成乞丐骗人钱财。等等。这些骗行、骗术的承载体往往是几个人，甚至是一伙人。如前面在举例时提到的“放白鸽”、“仙人跳”等等，就是如此。此外，还有“拆梢者”。据徐珂所云：“拆梢者，苏、沪为多，而沪尤甚。盖以非法之举动，恐吓之手段，借端敲诈勒索财物之谓也。凡地棍，惯以此为生涯。拆梢之语，犹普通语之敲竹杠，江宁语之敲钉锤儿，镇江语之钉钉子，杭州语之刨黄瓜儿是也。”“上海地棍之拆梢，必有线索可寻，罅隙可乘，非贸贸然为之也。至有所谓硬诈者，则兔起鹃落，猝不及防，受害者自亦莫名其故。至其所以横行无忌者，则以巡警、包探无不通同一气，即或为所目击，亦皆佯作不见，而相喻于无言。盖必于事后提钱若干以馈之，是之为劈霸。劈霸者，分赃之谓也。若辈恃此无恐，遂得肆其硬诈之技焉。” 
　徐珂所言之“拆梢者”，亦即后来之所谓的“拆白党”。拆白党究竟何意？有多种说法，兹举一说备存：“关于拆白党命名的含义，说法有种种：其一曰：拆者，即拆梢也，（是上海方言，指流氓借端诈取财物。）白者，即白吃白拿，不掏一文钱；其二曰：拆白可谐音念作擦白，就像金银铜器一样，时常需要用布或其他东西将它擦光、擦白，外表才能好看，否则本相毕露，为人识破，不值半文钱。
其三曰：拆白可作‘撤勃’解。即上海谚语所说‘撤烂污’也。（引者案，意即搞破坏。）
其四曰：拆白即拆败之意，该党成员专门拐骗妇女，导致人家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由此而得拆败美名。”
2．骗行忽起忽落，骤兴骤散
骗子行骗，总是有备而来，找到目标后，引人进入圈套，得手后马上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让你无法追讨。
骗子瞄准目标后，经常是冷不丁地从哪冒出来，借故将你套住，在你没有精神准备之际，悄悄地使出骗人的手法。总之，“骗你没商量”。且看江湖相士的骗行是如何忽起忽落的。民国某年秋天的上午，刚下完一阵小雨，有一个老乡急急忙忙地赶集市。他来到集上，正往前赶，忽然听到有人喊他：“老王，往哪去呀！”老乡回头一看，原来是个相面的。老乡觉得奇怪呀，与他素不相识，又非亲非故的，他怎么认识我呢？老乡愣了一下，就朝相摊走去。相面先生请他坐下，朝他端详了一会儿，说道：“观你的气色，五阳不旺，主家有病人呐。你家住北庄，是出来抓药的吧？”就这么一说，把个老乡吓得目瞪口呆：怎么我住在哪，姓啥，家里有病人，出来抓药等等，他都知道呢？都说相面的“一双神眼看穿相，一张铁口定吉凶”，莫非是真的！于是，老乡就把家住哪，姓氏名谁，媳妇有病，到集上买药等等一一道来，并反复要求相面先生算算他媳妇的转凶。相面先生问了他媳妇的属相，看了老乡的手掌，翻了翻“麻衣相法”，说道：“你是金命，你媳妇是木命，金克木，你媳妇被你克着呢。你左掌生命线过旺，感情线下降下斜，必然对妇人不利。要想避克相，你要往东走，东方甲乙木，你媳妇木命在东方，自然有贵人相助，一个月内包管病会好吉。”老乡掏了看相钱，朝先生指的东方走，一会儿就到了一家药店，照方买药。不到半个月的工夫，媳妇的病果然好了。这很神吧！其实，说穿了一点儿也不神。原来，集市北边有一个北庄，北庄人到集上要经过一个红土岗。相面先生一见这个老乡的鞋上沾有红胶泥，就大胆断定他是北庄的。况且，老乡肩上搭着一个布袋钱褡子，上边写着“槐仁堂”三个字。在旧社会，不少姓氏都有名号，如“槐仁堂”姓王，“三元堂”姓杨，“福顺堂”姓赵，“恒德堂”姓张，等等。就凭这，先生敢断定老乡姓王。他怎么知道老乡家里有病人呢？原来，老乡的耳朵上还夹着一个药方子，露着“麦冬三钱”等几个字，先生根据这张药方和老乡的神色，猜定老乡是来买药的。至于叫老乡往东走，倒不是什么“东方甲乙木”，而是那家药店原本就在东边。他怎么知道一个月内药到病除？是从老乡神色中看出来的，一般的病，吃吃药，过一阵子也就好了。你看，这不都是些假的吗！
再看看骗子“冒认婶母”上演的闹剧。旧社会，天津有个叫罗声百的骗子。某一天，罗氏偶行僻巷，遇见一个５０多岁的老妇向他行乞。他注视许久，故做惊骇的样子，含悲而道：“你不是我婶母邹氏吗？１０余年不见，你怎么穷到这番田地？想当年拳匪之乱，侄儿年方９岁，全家外出逃难，父母被害，婶母也不知下落。幸亏一布商救了我，收我为螟蛉之子。去年布商去世，我继承了一笔遗产，现在，生活还过得去。如今幸遇婶母，真是喜出望外，不如到侄儿家吃碗现成饭吧！”罗氏边说边泣，哀痛不已。乞妇知是误认，乐得将错就错，故作欢颜道：“真是我的侄儿，离别十多年，倒让老身认不出来啦。”遂随罗氏回家。罗氏为她专门打扫一间居室，朝夕殷勤侍奉。老妇感恩不尽。凡有左邻右舍前来，老妇总是娓娓动听地把“侄儿”夸耀一番数月之后，老妇面转丰润。罗氏便以婶母名义，向保险公司保寿险银３０００两。等一切手续完备，罗氏对老妇完全换了一副面孔，粗活重活都要她干，衣食不周，时受冻馁。一次忽染危疾，罗氏置之不顾。老妇于是辗转床席，旬日去世。罗氏连忙向公司报告，经查证，老妇确系病亡，于是即照规定如数赔偿。罗氏获此巨款，居然娶妻置产，一夜成为富家翁。
总之，骗子习惯于向陌生人下手，因为彼此不知底细，骗子突然袭击，最易得手。骗子得手后，马上散去，为的是既不给自己留麻烦，也不造成社会纷争。
3．骗行以骗术为表，以陷阱为里，以坑人利己为目的
大凡骗子行骗，使出骗人的花招，从表面上看，骗子总是为着对方的利益或者方便着想的，他们是“热心人”，是“好人”。其实，在为他人“谋利益”、“行方便”的背后，藏着难以逃脱的坑人害人的陷阱；等你如梦方醒的时候，你的利益，——生命财产安全就已经丧失殆尽了！对于受害者来说，骗术是迷人诱人的罂粟花，陷阱是吞噬良知良心的魔窟，骗子是吃人的豺狼。
　骗子骗人取财，当然不会向受骗上当者坦陈心机，说“我要骗你”，他们总是借用了人们的好奇心和某种物质的、精神的需求。明明这里边有陷阱，骗子却可能以伪善者的面目出现。据载，民国时期，有个乡下人偶至上海，到城隍庙赶热闹。忽见一男子手持一镯，似黑非黑，似红非红，古意盎然，煞是可爱。乡下人不知为何物，就站在那里看稀奇。不久，就有一人来问价钱，男子答要２０元，那人摇头说，不值不值，至多１０元。乡下人大疑，问道：“这东西有什么用处？值这么多钱？”那问价的人郑重其事地告诉他：“此名琥珀镯，能治肝胃气痛，无论多年不治之症，或痛不可耐，只需以此镯锉末少许，和以陈酒饮服，无不立愈。”此时那个男子以琥珀镯吸灯芯，对那人说：“先生请看，货色不是假的吧？”那人道：“我也知道货色是真的，只可惜价钱太贵了。”说完，掉头而去。乡下人心想，我也有胃痛病，既遇此物，不可当面错过。于是问道。“你至少卖多少钱？”男子答道：“１４元。”乡下人即倾囊与之，买镯而归。他的一个朋友看到了，告诉他：“你受骗了！
这镯子哪里是琥珀？是松香做的！你如不信，用火一烧就可知道真假了。”乡下人果然将镯子放到火上，一触即燃，须臾成灰。乡下人这时才知道自己真是受了骗。
在骗子手中，骗术与陷阱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互相依靠，谁也离不开谁。
陷阱的大小、深浅、宽窄一般说来，既由骗子的贪欲决定，更由受骗人的物质实力限制。大体上说，大陷阱、深陷阱是靠“局骗”来布置的。何谓局骗？它是暗设圈套诱人中计，以达到诈取或者窃取他人财物的目的。它和赌棍、窃贼以及江湖上卖卦算命之流兼行骗术有所不同，局骗以设计周密、程序连环、行为“雅致”而又不留形迹为特征。骗之成“局”，一般来说都成规模，出场串演的角色得有好几个。大的局骗，骗外有骗，骗中有骗。专以局骗为生者，统称棍骗或骗棍。
当然，骗子在行骗中的行为方式远比任何文字的描述和所谓的理性思辩要无限生动、丰富得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得好，在人类理性终止的地方，人类的主体实践还有无穷的活动空间；思想者的思辩，在主体实践面前又是多么的苍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能在形态、原则、精神、文化的角度认识和研究骗子的行为方式。而这种理性认识的深入性，还有待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紧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