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自称掌握巨额民国政府遗产大肆行骗

姚福荣（左）为“民国遗产”心醉神迷，他的下属却坚持认为遇上了骗子。
　　开公司骗钱，“几乎没有任何成本，没有任何风险。注册一家公司，大骗一把就走，这个周期的时间大概在3个月左右。到时候一走了之，换个地方再注册一家就行了”。
　　据知情人士透露，3个月的生存期内，骗子公司最多可以骗得500万元之多，而成本不过10万元左右。而且这类公司已经产业化、网络化、职业化，第一家公司在运行的时候，就可以安排人手去注册第二家公司。
　　2005年5月下旬，湖北人冷锋经东北人王某介绍，在都江堰见到了“大老板”姚若松。与他同行的，还有成都两名隐身采访的记者。
　　一见面，冷锋就对“大老板”说，我要扩建厂房，正在找几千万元的投资。姚若松不耐烦地说，太少了，不感兴趣！一旁的记者“提醒”冷锋：不是还有一个1亿多的项目吗？冷锋说，那是二期。姚若松闻言精神一振，大声说：
　　好！两期一块投！我有资产120亿美元！
　　5月27日，在深圳“融资”3年不成、绝望中返回老家的杭州商人姚福荣，突然听到朋友冷锋传来的消息，曾许诺向他投资1.2亿元人民币的姚若松因涉嫌诈骗，在都江堰被捕了。
　　向姚若松寻求“融资”前，姚福荣事业有成，“有面子”、“有关系”、“会做生意”。3年“融资”，姚福荣千金散尽，妻离子散。为了躲避债主的催讨，他借来的车上放着自己的衣物箱子。虽然回到家乡，姚福荣却不知道自己晚上会睡在哪里。
　　“财神”威严
　　6月1日，姚福荣的前妻马大姐斩钉截铁地说：我让姚福荣要么去死，要么去投案坐牢。他死了，我替他摆平债务；坐牢他可以好好反省反省自己。
　　他们24年的婚姻在2005年2月走到了尽头。
　　20年前，姚福荣夫妇分别是浙江余杭县工商所和税务所的工作人员，后来夫妇俩下海经商。1990年代初，白手起家的姚福荣夫妇做防火建材生意，赚到第一桶金。此后的生意有赚有赔，但事业一直在扩展。到2002年，他们在余杭的枇杷古镇塘栖买下了200亩枇杷园50年的土地经营权，成立了派克兰农业生态有限公司。
　　“买下这块地，我就想把它做大，做大，再做大，搞个一两千亩的规模。”姚福荣指点着枇杷园回忆说。姚福荣的雄心壮志只欠资金。他开始四处联系投资。然而，在余杭的告贷之路颇为艰难。
　　“贷款很难。当时余杭区农业局表示可以支持我150万，但这笔钱太少了。”姚福荣开始想办法到余杭之外去寻找资金，来支撑自己的庄园梦。2003年7月，有人介绍姚福荣认识了一名人称“大老胡”的胡姓永康人。“大老胡”告诉姚福荣，自己办理融资业务6年，最近终于在四川都江堰碰到了一个“真正的大老板”。
　　据“大老胡”称，这位“大老板”出身民国军队将领家庭，其父是一笔神秘的“民国遗产”的守护人，而这笔存在美国花旗银行的高达48亿美元的“民国遗产”，已经确认由这位“大老板”继承。为此，“大老板”一直在内地寻求投资项目。
　　“大老胡”向姚福荣保证，只要出10万元钱作为引资的前期运作费用，就能引来1亿人民币的投资。即使引资不成，“大老板”也会报销全部差旅费用。
　　姚福荣立刻带着一名下属，与“大老胡”一起赶到都江堰，拜见“大老板”，准备融资。2003年8月初，一行人到了都江堰，“大老板”的下属通知，要见“大老板”，需要预约等候。3天后，神秘的“大老板”身着少将肩花的戎装，在都江堰家中宴请姚福荣等人。席间，“大老板”向姚福荣出示了“大老胡”所说的“民国遗产”的种种佐证，其中有美国银行的“存款证明”，战争年代的旧报纸，证明有一宗来源去向扑朔迷离的国民政府“战争遗款”的存在，而这份遗产最终落到了有“少将”军衔的“大老板”身上。
　　“大老板”还出示了他本人获得的各种奖章——其中有奖励他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扑灭科威特油井大火，有各国奖励他作为一种农业机械的发明者，提前数年实现了美国教授的预言，还有表彰他在1998年大洪水时期的5万元捐赠，以及在诸多革命老区捐献了多所学校的“义举”。
　　神秘慷慨的“大老板”名叫姚若松。虽然在商言利，但姚若松神色威严，言语不容置疑。他出示过自己的军官证，但不容姚福荣和下属细看，一晃即收回口袋。连散发给姚福荣的名片，也是材质特别的黄色金属所制。姚若松吩咐姚福荣，妥善保存这份“金名片”，不可随意示人。姚福荣随即藏好，连随行的下属都没有透露。
沉甸甸的“金名片”增加了“大老板”的威严，打消了姚福荣的疑虑。姚若松随即提出，他旗下的若松香港(集团)有限公司向姚福荣的农业生态项目投资1.2亿人民币，前期运作费用10万元由姚福荣承担。双方席间商定，10万元前期款项到位，姚若松将在2003年8月20日之前向派克兰公司拨款，并承诺开具一张20万港币的银行支票，作为对姚福荣个人的奖励。
　　2003年8月6日，姚福荣和下属随姚若松、“大老胡”等人离开都江堰，前往姚若松的公司总部深圳。他一路催促杭州老家将10万元款项打进他的银行账号。8月8日，姚福荣就将10万元钱交给姚若松，后者则开出一张40万元的香港汇丰银行支票，加倍兑现都江堰时的奖励承诺。双方随即在姚若松公司总部签署了投资意向协议书。
　　深圳迷局
　　2003年8月中旬，姚若松承诺的拨款日期将近，姚福荣向他催问，姚若松说拨款前要对他的生态农业项目进行考察。心急火燎的姚福荣随即前往都江堰，将姚若松指定的两名考察人员——姚若松的弟弟姚某和都江堰原招商局副局长陈某——接到杭州。
　　姚福荣说，姚若松行前特别交待，为了让考察报告好看，需要对两人有所表示。姚富荣称，他为此在成都双流机场付给姚某和陈某“活动费”各1万元。到杭州后，又请来余杭区的领导作陪，介绍当地的投资环境和派克兰的发展前景。
　　姚某与陈某的考察结束，返回都江堰写好考察报告，原定拨款时间已过。此间姚福荣先赴深圳，再去都江堰取报告，并于8月31日与姚若松签订正式投资合同，约定当年9月15日拨款。
　　拨款期限又一次来到，姚若松面对姚福荣的催问坦然说，由于“战争遗产”存在美国银行，虽有银行垫付高昂的前期费用，但需要筹措资金去美国办理手续。他提出，由姚福荣为自己筹措120万元资金，作为赴美国“动款子”的资金。拨款时间推迟到10月10日。而作为对姚福荣筹款的报酬，拨款同时给姚福荣个人80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说罢，姚若松大笔一挥，开出香港汇丰银行400万元支票一张，作为先行兑现的奖励。
　　就在原定的拨款日期前几天，姚福荣夹杂着兴奋与恐慌的心情，带着姚若松的身份证、藏宝照片和巨额遗产的种种证明飞回浙江筹款。然而就在筹款的第一站金华，有人看了一眼姚若松的所谓藏宝照片(其中居然还有大名鼎鼎的《清明上河图》)，就对此嗤之以鼻，断然拒绝了姚福荣的借款动议。奇怪的是姚福荣竟没有起疑，继续回到杭州的熟人圈子里，四方告借高利贷。
　　2003年9月30日，姚福荣飞赴深圳，将先期借到的40万送到姚若松手中后，拿到一纸借条。姚福荣数日后再次飞回杭州，又借得80万，于原定拨款的10月10日前两天，交付给姚若松。
　　收到钱后，姚若松承诺11月8日将款项拨给姚福荣。姚若松还让姚福荣搬来与其同住，静候拨款。若松公司里住着的等款者，除了姚福荣外，还有其他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引资者。姚若松表示，等到旅费齐全，他将派两人前往美国取款。
　　然而，姚若松屡屡推迟的“拨款计划”一直不顺。除了美国银行“工作效率低下”等原因，拨款过程中似乎还遭遇了一次官司。姚若松称，美国、台湾各有一个自称是姚若松的人，要冒领他的财产。虽然他的父亲健在，但他需要“从四川省政府、国务院”拿相关证明文件到美国，证明自己是“遗产”的合法继承人，只是“拨款”时间不得不多次拖延。
　　整个11月，姚福荣没有等到他日思夜想的拨款。倒是在11月6日收到了姚若松签给他的两张面额分别为40万和400万的香港汇丰银行的支票不能兑现的消息。
　　此间，姚福荣多次向姚若松追问取款进度，姚若松一反常态，大声责骂姚福荣不懂得过程艰难。12月，姚福荣要求姚若松提供赴美出差的机票、宾馆证明、律师和银行的证明，姚若松勃然大怒，又将姚福荣一顿臭骂。吓得姚福荣不敢再提“证明”的话头。
　　此后没几天，姚若松突然告诉姚福荣，自己因胆结石要回都江堰动手术，而若松公司的其他职工要放假，因此他不在公司期间，委托姚福荣代接“美国电话”。姚若松还慷慨地交待，如果有人来交“拨款运作金”，也由他代收，拿去还杭州借下的高利贷。
　　一番交待，姚若松和下属轰然而散，留下姚福荣一人，看守若松集团深圳空荡荡的办公室。
　　时近年关，拨款遥遥无期，但姚福荣在杭州替姚若松借下的高利贷已经过期，债主纷纷上门催逼不已，家人招架不住，妻子提出离婚。深圳也没有什么人愿意交钱给焦头烂额的姚福荣，他只得在“驻守”的间隙赶到都江堰，要求在医院开刀的姚若松先拿钱给自己救救急。他说，躺在病床上的姚若松还给了他20万元。此后，姚若松又断断续续还给姚福荣27万元。
　　返回深圳的姚福荣撬开办公室抽屉，看到若松公司种种材料，遽然省悟，自己一直置身一个巨大的骗局。
　　姚福荣也终于明白姚若松为什么会陆陆续续还一些钱：不过是以此来支撑自己岌岌可危的幻想，使得骗局能够更长久一些。
　　他立刻拨打姚若松的电话，姚若松在电话里不耐烦地说，自己已经身在美国，正要与美国政府要人见面。随即挂断了电话。
　　再回深圳
　　一切似乎开始真相大白。
　　“民国遗产”连同证明这一遗产存在的种种：传说、旧报纸、银行存款证明、银行保险箱、有《清明上河图》在内的藏宝清单……连同少将军衔的军装，都是一场好戏中的道具而已。在杭州街头找到一家制作铜字招牌的文印店，记者向店主出示了姚福荣精心保存的金名片，店主说，这种金光闪闪的名片，批发价在4.5元左右。
　　“他的戏演得太真、太好、太伟大了。”破产后的姚福荣说，姚若松曾向姚福荣出示了一张清单，列有姚若松计划捐建希望学校的国家领导人家乡、革命老区和贫苦地区10余处，每处捐款2000万到6000万人民币不等。姚若松也曾当着姚福荣的面，与安徽某县联系捐资助学事宜，该县立刻派人飞往深圳接洽，此后不久又由县政府发来了捐建协议的传真。这一纸政府协议几乎打消了姚福荣对“48亿美元”遗产的最后一点怀疑。实际上，这一纸政府协议，事后被姚若松反复向前来引资的人出示，以证明自己的投资能力，成为至关重要的道具。
　　姚福荣称，他和姚若松的相关投资协议、合同，大多由原都江堰招商局副局长陈某负责起草。这些合同本身堪称规范。陈某还代表姚若松，到杭州考察过姚福荣的生态农业项目，考察报告也由其撰写。至于陈某如何认识姚若松，又如何成为其幕僚，目前尚不得而知。“这个陈某是姚若松骗人的一个关键棋子，要不是他，我这样的生意人也不会轻易上当。”姚福荣得知姚若松被拘捕后，频频致电陈某，想让他归还考察前支付的1万元钱。而陈某一直没有接听姚福荣的电话。
　　至于签署协议和合同后种种“拨款”拖延，在姚福荣看来，每一个都能自圆其说。100多万元前期运作费，就这样一点点被拖下了水。“连让我搬过去和他一起住，都是有目的的”，姚福荣说，“就是为了让我听到他半夜里装模作样拨打国际长途到美国催款。”
　　姚福荣为“引资”一去深圳3年，3年中回家的时间不到两个月，目的都是一个：借钱。为了拿到姚若松承诺拨付给他然而又一再推迟的“1.2亿投资”，姚福荣3年间往返杭州和深圳之间数十次，着了迷一样地四处拆借高利贷数百万元，支付所谓“前期运作费用”。
　　2004年2月，姚福荣已经发现姚若松的投资承诺是骗局，然而直到当年9月才到深圳公安部门报警，又直到2005年5月才回杭州。此间一年多的时间里，有半年他花在寻找姚若松上。姚若松在电话里行踪飘忽，忽而在美国会见白宫官员，忽而在北京会见政府高官，忽而在海南考察投资项目，但姚福荣想办法拿到姚若松的电话通讯记录后却发现，姚若松的手机从来没有离开过深圳。
　　姚福荣也设法找到过姚若松的一个藏身点，然而没有抓住姚若松本人，为此他花掉了5万元——实际上，深圳有人专门从事这样的职业：代为寻找那些蒸发了的公司负责人。
　　此时，另一个声称从事对冲基金业务的朋友向姚福荣表示，如果对冲基金获利，就投资姚福荣的公司。杭州已经债台高筑，债主天天到家里逼债。妻子要求离婚，女儿也恨透了他。更重要的是，姚福荣觉得自己的面子已经丢光，回到杭州将受人鄙视——他选择了留在深圳。“如果能拿到投资回来，以前的一切都好说，如果空手回家，我的脸面往哪里搁？”不管投资是来自朋友的对冲基金，还是姚若松，他决定等下去。
　　骗局流程
　　在深圳时间长了，姚福荣渐渐发现，像他一样因受骗破产、在深圳等待命运转机的还大有人在。
　　冷锋是湖北人，在深圳遭遇一场以“外贸加工”为由骗取“保证金”的骗局。骗子公司人间蒸发后，冷锋所在的企业却因为订购大量原料，彻底破产。冷锋自称从此花费诸多时间精力，自费在深圳调查诸种骗局。2003年11月，他在一家打字店里碰到姚福荣，得以了解其遭遇。
　　在他提供给记者的资料中，仅深圳一地，以“外贸加工”和“融资”为诱饵骗取“保证金”或“前期运作费用”的公司，不胜枚举。中央电视台据此进行调查发现，“深圳外贸骗局”从工商注册到签订合同，有一整套完全合法的流程。
　　姚若松“人间蒸发”后，姚福荣也曾花7000元钱在深圳注册了一家公司。“钱要不回来，报案也没有用，杭州回不去了，我就在深圳干姚若松一样的事情，骗！”
　　姚福荣的举动并不出冷锋的意料。就在他在深圳调查种种骗局的时候，不止一次有受骗者提出与他合作，开公司骗钱。“几乎没有任何成本，没有任何风险。注册一家公司，大骗一把就走，这个周期的时间大概在3个月左右。到时候一走了之，换个地方再注册一家就行了。”据知情人士透露，3个月的生存期内，骗子公司最多可以骗得500万元之多，而成本不过10万元左右。而且这类公司已经产业化、网络化职业化，第一家公司在运行的时候，就可以安排人手去注册第二家公司，各个公司之间通过彼此参股等形式互相介绍业务，从业者中更不乏精通外贸、投资和金融业务者。多次替姚若松外出考察的陈某，就是这样一个熟悉招商业务的帮手。
　　据说，骗子们尤为钟情的目标是那些急于招商引资做出政绩的地方官员。那些人即使事后明知上当受骗，但顾及自己的乌纱帽，往往会“打落牙齿肚里咽”，费尽心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很少有人会报案查究。
　　知情人士透露，陈某是都江堰市招商局退休的原副局长的身份，已经被招商局的老职工所确认。冷锋与姚若松“洽谈引资”的时候，陈某亦一直在场。陈某也承认，赴杭州考察过姚福荣的项目。他拒绝透露什么时候成为了姚若松的幕僚。
　　很难完全了解，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受骗转而骗人，或者像姚福荣那样，有过通过行骗扳回老本的念头。
　　冷锋乔装引资，开始涉足调查姚若松一事后，东北人王某向他推荐了姚若松。冷锋与王某约定，如果引资成功，要付给王某手续费若干。于是出现了冷锋与成都两名记者，与姚若松见面的一幕。
　　事后得知，王某来到四川，就是因为向姚若松引资的缘故。然而引资之路与姚福荣的遭遇一样，交了诸多费用后，又请了陈某一行赴东北考察，然而“拨款”久经延宕，导致项目无法正常进行。
　　也就是说，王某这个掮客，当初也是一个上当受骗的“天涯沦落人”。
　　王某得知姚若松被拘捕，立刻病倒。冷锋劝其配合警方指证姚若松，亦被拒绝。他担心，一旦指证姚若松，前期投入和“拨款”可能都将彻底破灭。
　　与王某的经历类似，介绍姚福荣与姚若松相识的“大老胡”，当初也曾向姚若松引资。当他的引资计划遥遥无期之后，选择了替姚福荣在浙江和江西两地担任“投资代理”。姚若松身边的数位“工作人员”，大多数均是这等“出身”——从受骗到骗人。
　　冷锋说，姚福荣替姚若松看守办公室的时候，如果真的收取了别人的“前期运作费”，他无疑将成为姚若松身边的“投资代理”之一。
　　然而，并没有任何人前来向姚福荣交钱。其他人允诺的种种投资也没有任何消息。其间又有人允诺能够帮他从银行贷款，但是当姚福荣向此人交出10万余元“活动经费”后，贷款也不了了之。
　　2005年3月，姚福荣终于对“引资”绝望了。他想到了死，于是给冷锋写了遗书。
　　遗书说：去年9月我将在深圳被骗的事情报案，本希望深圳公安破案抓住骗子姚若松后补偿部分损失，给大家一个交代，那(哪)知道今天都没有任何进展，姚若松仍在深圳逍遥法外，到处骗人，我越想心理(里)越不是滋味……我也死了这条破案的心，我有家无归，无脸见人，我生不如死。
　　虽然经冷锋劝解，姚福荣在“引资”3年后，终于回到杭州，但他已经从“有脸面”的“姚总”，变成了让人不齿的受骗者、骗子和欠债人。有人受雇于他的债主，日夜跟随他，同行同止，同吃同住，目的是催要他一再拖延的欠款。20年的商海沉浮的经验和积蓄，3年中犹如春梦破碎。他变得比从前更加一无所有。
　　而冷锋从前的东家，在冷锋遭遇的外贸骗局中受骗的吴某破产后，也逃债到了深圳，就住在冷锋的租赁房里。更多的人把希望寄托在上访和媒体曝光上。与冷锋同时受骗的一位妇女打来电话说，骗子骗走了她的养老金。
　　冷锋说，在受骗到调查骗局的一年中，仅他所接触的深圳受骗群体，已“触目惊心”。
　　真相大白
　　已与姚福荣离婚的马大姐伤心地说，姚福荣变得让她认不出来了。20年跑江湖的商海经验像是一夜丢得精光，连这样显而易见的骗子都不能识破。几乎在深圳见到姚若松的第一面开始，马大姐就断定碰到了骗子。
　　“姚若松住在一间500块钱租金的租赁房里，里面一张桌子两张床。刚一见面，姚若松‘啪啪啪’打开三个箱子，给我看他的营业执照、收藏的宝物照片和发明。我一看营业执照，已经过期了。”马大姐质疑姚若松过期的营业执照，姚若松称，正在让姚福荣办新执照。自从搬到姚若松一起住，姚福荣除了半夜常常被煞有介事的“美国来电”惊醒，还开始替姚若松打理若松香港(集团)有限公司的许多事务。买菜做饭，端茶送水，间或为他们的消费埋单、办理营业执照，最重要的，不时飞回杭州，筹集“前期运作费用”。
　　姚若松从三个无所不包的箱子中给马大姐出示过他所收藏的文物照片和一份名为“四川姚府祖传遗产／遗交于姚若松古物”的清单。画作中居然列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国宝。这更引起了马大姐的怀疑。
　　然而马大姐的质疑，反而引来姚福荣的一顿抱怨。马大姐始终认为，姚福荣“引资”受骗和他“一步登天”的“妄想”有关。这个中年女人在枇杷园内黯然神伤。“我不恨那些骗子。没有那些贪心的人，骗子就骗不到人。”
　　现在种种证据显示，“有少将军衔”的“大老板”姚若松是四川省汶川县农民，小学文化。2005年5月，四川广元县警方以此人涉嫌广元一起金额1万元的骗局，赴都江堰将其拘捕。军官证经有关方面鉴定是假造的。
　　但广元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的刘副大队长说，姚若松坚称有一份名为“四川姚府祖传遗产／遗交于姚若松古物”的清单，其中居然列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他说：抗日战争时期，我父亲在印缅密支那抗日的青年远征军新一军、新六军军部服役，任机要员，保管军部机密财产和战场缴获财产；国民政府撤退台湾的时候，新一军、新六军的这些战争财产留在大陆，由我父亲掌握……我姚若松作为继承人，决定将这笔遗产用来投资经济建设。但警方讯问时，姚若松却称，“民国遗产”的来源不是他的父亲，而是一个代号为“ak309”的神秘人物。他坚持不吐露“ak309”的任何信息。据亲自赶到姚若松的老家并找到姚若松的女儿的知情人士透露，姚若松的女儿否认有任何“民国遗产”存在。
　　包括姚福荣在内的引资人交纳的“前期运作费”，姚若松忽而向广元警方交待有300多万，忽而称不记得。至于这些钱的去向，姚若松称，姚福荣的120万元已还，其他的主要用于办军官证(40万)和去美国(100多万)和贝宁共和国(80万)的费用，所以并无余留。
　　姚若松在广元市涉嫌诈骗1万元的案子，广元市检察院已经决定不予起诉。而诸多骗案均发生在广元无管辖权的深圳，广元警方经过多方艰苦沟通，试图将姚若松移交给深圳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