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建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研究

论文提要

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受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亦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民事法律领域已广泛确立，而刑事立法中却予以否定，显然在逻辑上及法理上都是值得怀疑的：（1）从行为性质上看，犯罪是性质更为恶劣的侵权行为；（2）从损害结果上看，犯罪造成的后果一般比侵权行为严重；（3）从构成要件上看，侵犯人身权利、人格利益的犯罪行为符合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要件。一般民事侵权行为尚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犯罪行为却排除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这一规定是否合理？本文基于此怀疑展开分析，提出我国应当建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保护受害人权利，实现公平正义，维护法律体系的统一。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案例呈现：精神损害赔偿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不予支持”：通过介绍三个典型案例，指出受害人未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是不合理的，从而引出论述的主题。

第二部分“立法评析：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现行规定之检讨”：分析立法上否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三个主要理由，并予以驳斥，对立法缺陷作出检讨。

第三部分“合理性分析：建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正当化说明”：从行为性质、实体审判、程序设置、法律体系、比较法角度等五个方面进行合理化论证。

第四部分“制度建构：建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具体构想”：从构成要件、适用范围及数额评算等方面分析，并提出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以切实有效保护受害人的权利。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精神损害　赔偿

在一个设计完善的法律体系中，各部门法应当在各自的调整领域内良好运行，在交叉处协调统一，互不矛盾冲突。而我国现行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则在刑事和民事方面相互冲突，表现出法律体系的不和谐。随着经济的发达及人权观念的兴起，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民事侵权法上已得到明确的肯认，并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备的救济机制。同为对人身权利、人格利益的侵犯，刑事犯罪在作案手段、侵害结果、社会影响等方面远较一般民事侵权严重，但囿于现行法律规定，当事人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却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这显然有违公平正义之理念，在体系上是个悖论，难以自圆其说，有待于立法及司法实践上的突破。

一、案例呈现：精神损害赔偿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不予支持

案例一　马加爵故意杀人被判死刑案

2004年2月13日至15日，被告人马加爵连续三天在云南大学317宿舍内，采用铁锤打击受害人头部的同一犯罪手段，先后将唐学李、邵瑞杰、杨开红、龚博杀害，并将尸体分别藏匿于宿舍柜子内，清洗、打扫现场后潜逃。经通缉抓获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被害人近亲属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昆明中院判决：马加爵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20000元。并认定：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的精神损失赔偿要求以及要求判令被告人赔礼道歉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依照法律规定，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不予支持。

案例二　全国首例贞操损害赔偿案

1998年8月张某（女）结识澳大利亚籍华人刘某，刘某邀张某吃晚饭，并将其骗到住处强奸。张某趁刘某上厕所，打电话向110报警，公安人员将刘某抓获。经鉴定，张某是处女。刘某被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张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诉称刘某的强奸行为给自己造成身体和心灵极大创伤和损害，要求刘某赔偿其精神损失费10万美元。深圳中院以张某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为由，驳回张某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张某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刘某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45万元。2001年1月11日，罗湖区法院判决刘某偿付精神损害赔偿金8万元。双方提起上诉，深圳中院于2002年12月6日终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张某要求刘某赔偿精神损失的诉讼请求。

案例三　王美某等侮辱案

被告人王美某听到自诉人王不某骂丈夫与王美某的儿媳有通奸行为，于2002年5月19日中午同被告人王月某、王某南质问王不某，引起争吵并厮打，王月某抓住自诉人大腿并用力撕破自诉人内外裤子，让自诉人下身全部裸露无遗；其他被告人用手猛抓自诉人下身，并将自诉人装进猪笼。王不某提起自诉，并要求被告人赔偿医药费2000元，误工费80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70000元。海南省海南中院终审判决三被告人犯侮辱罪，判处拘役，共同连带赔偿王不某医药费58.50元。并认定自诉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不属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赔偿范围，不予支持。

以上三则案例中，被告人分别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侮辱罪，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侵犯了被害人的生命权、贞操权、隐私权，给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造成严重的心理痛苦及精神伤害。但是当事人诉讼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却均被人民法院驳回。这三则案例是司法现状的典型反映，实践中大量存在这样的情形：犯罪行为给受害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受害人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均不予支持。显然，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不是因为认定当事人未遭受精神损害或者精神损害程度轻微。从侵权法的角度分析，生命、身体完整性、自由和名誉被看作是和财产价值相比更高一层的利益，内含了因依附于个人的特性而无法用客观标准加以衡量的价值。人身权利遭受不法侵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理论及实务界已确切予以肯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那么，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在一般民事侵权中能获得支持的精神损害赔偿，何以在性质更为严重的犯罪案件中却不予支持呢？这显然对刑事案件中的受害人是不公平的。这种结果的出现，直接源自现行法律上的规定。

二、立法评析：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现行规定之检讨

（一）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现行规定及其理由

我国《刑法》第36条第1款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1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从规范性质上看，该两款规定属于授权性规范，不是禁止性规范。法律只规定了被害人有权主张经济损失或物质损失，并未禁止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则直接否定了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2002年12月4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002年7月11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从法律上未作明确禁止到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扩张解释予以排除，表明了我国现行法律规范层面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否定态度。学界一般认为，否定性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以刑罚代替赔偿。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应用刑罚加以惩处。刑罚的安抚功能足以使被害人在心理上得到了满足和抚慰,对犯罪分子科以刑罚，其本身就是对受害人及其近亲属最好的精神抚慰；（2）影响诉讼效率。精神损害难以测定，其复杂性决定了审查认定的困难性，如果允许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将导致范围过于宽泛，降低刑事审判的效率；（3）难以执行。我国目前经济水平较低，许多犯罪分子缺乏赔偿能力，尚且难以承担物质损害赔偿责任，判令其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将更难执行。

（二）对否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理由的反驳

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外，是我国法律规范层面的选择，但这一立法选择的理由并不充分，甚至是不成立的：

1．从规范功能上看，刑罚无法取代赔偿。学界通说认为，刑罚的目的和功能在于预防犯罪，惩治犯罪。 刑罚体现国家法律对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立足点是保护国家利益，属于公法的范畴。而精神损害赔偿则是对当事人人身权利受侵害的救济，立足点是保护个人利益，属于私法的范畴。以刑罚替代赔偿，是公权力不适当扩张的表现。传统的以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来代替或者统一被害人个人利益的观点，具有浓郁的“国家本位主义”特征，不仅漠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差异性，而且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现实情况也是不相吻合的。刑罚与赔偿体现不同的规范功能，显然不能相互取代。即便受害人放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犯罪人也同样应受到刑罚追究。再者，精神损害与物质损失一样，也是实际存在的。如果认为刑罚可以取代赔偿，何以仅适用于精神损害，却不适用于物质损失呢？可见以罚代偿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2．评定精神损害赔偿一般不会影响诉讼效率。当人身权、人格权和其他精神利益被抽象为民法权利时，作为法律技术上的概念，它们与金钱观念上的拟制对价是可行的。 我国立法及司法实务中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定已渐趋成熟，逐步确立行之有效的判定原则和计算方法，在法律技术上有所突破，精神损害如何赔偿不再那么难以衡量。所以，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认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一般不会影响到审判效率。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9条规定，对于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或者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一时难以确定，以及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因故不能到庭等案件，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诉讼效率不应成为否定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即便可能影响到诉讼效率，法律也应充分保护受害人的权利，而不应以牺牲合法权利来提高诉讼效率，否则不仅对权利人极不公平，也违背了法律正义及司法为民的理念要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设置，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但其附带民事诉讼所审理的案件，本质上仍是民事案件，与独立的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的同类民事案件应遵循共同的实体法律规范，否则，因为追求效率的程序设计牺牲实体公正，与人民法院努力实现公正、效率的司法价值目标不符。”

3．执行难不应成为赔偿与否的考量因素。（1）从法律保护目的上看，应当站在受害人的立场，对其合法权利提供保护，而不是保护实施侵权行为的一方；（2）损害赔偿基本功能是补偿损失，应实行全部赔偿的原则，对合理的损失予以赔偿； （3）责任人可能存在财产状况难以查清或隐匿、转移财产的情形，且其赔偿能力并不是固定不变的；（4）现行法律程序设置中，审判与执行是分离的。如果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可裁定中止或终结执行。是否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是执行中应予考虑的问题，不应成为审判中的影响因素。

“对实在法的批判是法制改良的动力。” 上文分析发现，现行法不允许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是不充足的，有待于检讨改进。正所谓有破有立，要充分论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合理性，还应从肯定性的理由展开分析。

三、合理性分析：建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正当化说明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否允许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立法及司法实务持否定态度。相比之下，理论界的探讨要走得更远。本文认为，只有从实体权利保障、诉讼程序设置、法律体系统一性等方面切入，才能更准确透彻地进行审视。

（一）从行为性质上分析，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是性质更为严重的侵权行为

依据调整对象和保护目的不同，法律体系划分为各个不同的部门法。同一不法行为如果构成对不同社会关系的侵犯，即被纳入不同部门法的调整范围。严重侵犯人身权利、人格利益的行为，在刑法上构成犯罪，在民法上则属于侵权行为。《民法通则》第110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公民、法人构成犯罪的，对公民、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并不相互排斥。犯罪分子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应从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从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四个要件看，侵犯人身权利、人格利益的犯罪行为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有损害即有救济，是法律实现权利保护功能的基本要求。在侵犯人身权利的刑事案件中，如故意杀人、强奸、侮辱等，侵害人主观恶性大，作案手段恶劣，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是深刻、巨大的。从逻辑上看，一般民事侵权行为尚有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且呈扩张趋势；作为行为性质及危害后果更为严重的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更应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这样才能实现对受害人实体权利的完整保护。

（二）从实体审判上分析，诉讼程序选择不应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结果

侵犯人身权利、人格利益的犯罪行为发生后，受害人可以选择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请求损害赔偿。从法理上分析，相同的损害应给予相同的救济，诉讼方式的选择只是程序上的差别，不应影响到实体审判结果。然而，事实却截然相反。本文随机抽取了全国各地法院审理的12个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例，列表如下：

上表所列的案例中，侵权人均构成交通肇事罪，受害人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但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却无一例外地获得了精神损害赔偿。这显然违背了同案同判的原则，容易使社会对司法公正及司法权威性产生怀疑，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如果建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即可避免同案不同判问题的产生。

（三）从程序设置上分析，允许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符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设置目的

附带民事诉讼损害赔偿的性质，仍属于民事权益争议，是民事责任方式。 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仍是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允许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符合诉讼程序设置的意义，理由为：其一，有利于认定案件事实，正确审理案件，避免裁判上的矛盾，避免因不同审判组织分别进行审理可能出现的不同裁判结论和偏差；其二，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办案时间，有效利用司法资源，便于当事人参加诉讼，减轻当事人讼累，节约诉讼成本；其三，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由同一审判组织一并解决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有利于打击犯罪，定罪量刑，也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弥合受害人的心理创伤。

（四）从法律体系上分析，建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维护法律统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就精神损害赔偿而言，刑事立法与民事立法是相对立的，《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等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出去，而《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则对精神损害赔偿提供救济。立法上的矛盾冲突使得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产生法律适用上的混乱，从而导致裁判规则不一致，审判结果不统一。从法院内部审判庭室设立上看，刑事审判庭与民事审判庭相分离，在审判中容易产生不同的审判思路，刑事审判庭倾向于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排除精神损害救济；民事审判庭则倾向于适用民事法律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这种审判分歧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也有违法律公平正义理念。因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维护法律体系的统一。

（五）从比较法上分析，建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国际立法趋势

从国外立法状况来看，先进的立法例均对犯罪行为导致的精神损害提供救济。例如，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均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对于犯罪造成的精神损害，被害人可以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主张权利，也可以在刑事诉讼结束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民事诉讼可以与公诉同时进行，并由同一管辖法院审判。一切就追诉对象的犯罪事实所造成的损失而提起的诉讼，包括物资的、身体的和精神的损害，均应受理。刑法中的民事诉讼可包括作为起诉对象的罪行所造成的物质的、肉体的、精神的全部损失。”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第2款规定：“一切就追诉对象的犯罪事实所造成的损失而提起的诉讼，包括物质的、身体的和精神的损害均应受理。”第406条规定，因侮辱和伤害身体所受的损失包括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范围内。 意大利、瑞典等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在英美法系国家，虽不允许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却允许权利人在刑事诉讼结束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可见，对犯罪行为所导致的精神损害提供救济，是符合国际立法趋势的。

四、制度建构：建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具体构想

通过对否定性理由的反驳及肯定性理由分析，本文认为建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极其必要的，符合法律之权利保护功能、诉讼程序设置目的，并能有效维护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建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障碍主要来自于现行法律规范层面的规定。因此，修订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是迫切和必需的。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重点，也是司法实务的难点，存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主要针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涉及的特殊问题，提出建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具体构想。

（一）构成要件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可分为两个方面：

1．形式方面

形式要件主要包括：（1）提起诉讼的主体为刑事案件中的受害人，当事人死亡的，死者的近亲属为原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人格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精神损害赔偿要求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以刑事诉讼程序为依附；（3）提出时间为从刑事案件立案后到一审判决宣告以前，在侦查、预审、审查起诉及一审审判阶段均可提起；（4）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提起。在侦查、预审、审查起诉阶段，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提出赔偿要求，已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记录在案的，刑事案件起诉后，人民法院应当按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受理。

2．实质方面

实质要件与一般民事侵权大致相同，包括：（1）违法行为。侵权人违反法定义务、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实施的行为，该违法行为同时违反了刑事法律及民事法律，可能构成犯罪。此处的违法行为仅指作为，不包括不作为；（2）精神损害。权利主体的人格权、人身权或者人格利益遭受不法侵害，造成较为严重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创伤。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3）因果关系。侵权人的违法行为致使受害人遭受到精神损害，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理论界通说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规则，以“条件关系”及“相当性”确定因果关系，含有一定程度规范性判断，“相当性”属价值判断，具有法律上归责的机能，旨在合理地移转或分散因侵权行为而生的损害；（4）主观过错。分为两种基本形态，即故意和过失。即侵权人实施违法行为时存在过错，在主观上具有可归责性。

（二）适用范围

从违法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来看，主要针对下列犯罪可提出精神损害赔偿：

（1）侵犯物质性人格权的犯罪。所侵害的客体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包括故意杀人、过失致人死亡、故意伤害、过失重伤罪等。

（2）侵犯精神性人格权的犯罪。所侵害的客体为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包括强奸、猥亵、侮辱、诽谤等犯罪。

（3）侵犯身份权的犯罪。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亲子关系或者近亲属间的亲属关系遭受严重损害，监护人可请求赔偿精神损害。这类犯罪主要包括拐卖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绑架罪等。

（4）侵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的犯罪。例如因抢劫、盗窃、故意毁坏财物等犯罪致使特定纪念物品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的，受害人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5）盗窃、侮辱尸体罪。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的，近亲属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三）数额评算

由于精神损害具有浓厚的主观性及不确定性，评算赔偿数额的原则、标准及方法一直是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司法实务中一般采取综合法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进行评算，由法官按照具体规则，综合各项精神损害的各个赔偿数额，酌定损害赔偿金总额。为避免赔偿数额评算的不平衡及主观差异性，法院在审判中也尽量细化评算因素，并逐步形成一套相对客观的计算方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第1款的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1）侵权人的过错程度；（2）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3）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4）侵权人的获利情况；（5）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6）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另外，如果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则构成混合过错，应实行过失相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四）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现实中犯罪分子往往经济状况较差，因无收入来源、丧失劳动能力甚至被判处死刑，导致法院判决难以执行，成为一纸空文，受害人的精神损害也就无法得到实际赔偿。这就需要由国家承担补偿责任，通过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对受害人提供救济。限于我国目前经济状况，在补偿的对象上可以限定为由于严重暴力犯罪和其他原因而使其生命、身体、精神、财产受到严重侵害而无法获得赔偿或充分赔偿的自然人。在资金来源上可通过财政拨款、社会捐助、罚没收入、罪犯收缴的罚金等多种渠道筹集，并通过设立专门的国家补偿基金委员会，做到专人管理，专款专用。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犯罪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延伸和补充，借助于该制度，犯罪精神损害赔偿成为一个完整和有执行力的制度。 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可以有力地缓解因刑事犯罪带来的社会压力，分散社会风险，促进社会稳定，是构建司法和谐的必然要求。

结　语

“法律程序,无论民事还是刑事,都只是为获得正义而设置的权威方法。” 实现惩罚违法与保障权利的统一，是诉讼程序的价值所在，也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基本诉求。在我国民事立法及司法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得到广泛确认。而刑事立法却排除了对精神损害的救济，究其原因，在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否定精神损害赔偿。这一程序性障碍的存在，导致受害人的权利无法获得保障，公平正义难以彰显，法律体系失之协调。因此，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以突破刑事立法的禁区，消除程序性障碍，势在必行。这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现代和谐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

[1] ［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著：《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2] 参见冷传莉、顾龙涛著：《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定位与救济》，载《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5期，第92页；马克昌著：《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3] 参见陈兴良著：《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1998年版，第354页；马克昌著：《刑法通论》，武汉大学2000版，第58页。

[4] 廖中洪著：《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完善》，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1期，第146页。

[5] 关今华主编：《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与评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6] 陈现杰著：《人格权司法保护的重大进步和发展》，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3月28日。

[7] 杨立新著：《侵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581－583页。

[8] 陈卫东、张弢著：《刑事特别程序的实践与探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9] 该数额为死亡赔偿金，雷山县法院认为该项目已包含精神损害抚慰金。

[10] 杨立新著：《侵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720页。

[11] 陈蓓蕾著：《精神损害赔偿应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诉求》，载www.civillaw.com.cn，于2008年3月23日访问。

[12] 贾学胜著：《犯罪与精神损害赔偿》，载《判解研究》2007年第5辑，第120页。

[13] 罗结珍译：《法国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35页。

[14] 胡锡庆、叶青主编：《诉讼法学专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3月第1版，第424页。

[15] 贾学胜著：《犯罪与精神损害赔偿》，载《判解研究》2007年第5辑，第120页。

[16] 王泽鉴著：《侵权行为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192页。

[17] 参见关今华主编：《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与评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页；杨立新著：《侵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710页；胡平著：《精神损害赔偿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18] 杨立新著：《侵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713页。

[19] 冷传莉、顾龙涛著：《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定位与救济》，载《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5期，第95页。

[20] 贾学胜著：《犯罪与精神损害赔偿》，载《判解研究》2007年第5辑，第127页。

[21] [意]皮罗＆#8226;克拉玛德雷著：《程序与民主》，翟小波、刘刚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第1 页。

作者：福州中院 林智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