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病防治得了什么“职业病”？

河南新密市一个卫生局的副局长被撤职了。还有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等若干人马也栽了跟头。这个引起全国强烈关注的“开胸验肺”事件，有了最新进展，河南省卫生厅对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责任追究。

　　“开胸验肺”，应该成为一个新的现代成语，就像“正龙拍虎”一样。一个人，对于自己身体所出现的“状况”，大多总是希望自己没有得什么重病，而28岁的张海超，却在费尽周折地努力证明自己得的是尘肺病。

　　张海超是个农民工，曾在一个厂里干活，从事破碎、开压力机等有害工种3年多，结果发现肺坏了，他怀疑得的是“尘肺病”。于是奔波于郑州、北京多家医院反复求证，都是“尘肺”；但职业病的法定诊断机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硬是说他是“肺结核”。他最终只有决绝地进行“开胸验肺”，此举震惊了世人。7月26日，他的尘肺病终于得到确认，这让他“很高兴”。

　　张海超的开胸验肺，可不是什么好玩的“现代行为艺术”。本来掌握在评论家手上的“手术刀”，仿佛交给了这位农民工。当一个人的权利利益受到损害，我倡导进行柔性抗议，而不是暴力抗议，如今张海超的“开胸验肺”，就是一种最让人唏嘘的“柔性抗争”。

　　要证明自己得了职业病，为何如此之难？职业病的防治，究竟得了什么样的“职业病”？如果现在只处理一时一地的几个“责任人”，而不追究法律法规，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根本上，它得的是“法律病”——我国有关职业病防治的法律，已不仅仅是得了“尘肺”、“肺结核”，而是患上了“肺癌”。要让我们的社会进步，必须首先使法律进步。当年的孙志刚事件，让一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寿终正寝，这是中国法律的一次巨大进步。现在发生了张海超的“开胸验肺”事件，尽管此“伤”与彼“死”程度大大不同，但是如果能够以“开胸”的鲜血而非“死亡”的代价，换来对法律的修订，那么堪称具有同样的历史进步之价值。

　　我国的对职业病的防治，主要是这两部法律：《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后者其实对前者的实施细则，2002年3月签署“卫生部令”、发布该办法的卫生部部长，还是张文康——就是那个因非典而下台的部长。我国职业安全健康形势其实十分严峻，2005年初卫生部就透露，全国受到职业危害的人数超过两亿人。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曾指出，“目前我国实际接触粉尘、毒物和噪声等职业危害的职工就达2500万人以上，每年全国的尘肺病患者就有约1万人”。尘肺病是我国产业工人的头号职业病杀手，累计发生尘肺病人数，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尘肺病人的总和。

　　那么多人受到职业病侵害，那么多人患上了可怕的职业病，那么，究竟有多少人最终真的被确诊为职业病，从而得到法定的治疗待遇与工伤待遇？张海超的景遇，就是形象的说明。

　　“职业病的诊断与鉴定工作应当遵循科学、公正、公开、公平、及时、便民的原则。”这是《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第2条的规定。事实上，这里的6个美好的词语，几乎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做到的，尤其是“及时、便民”成了一句最大的空话。否则，张海超哪里用得着这么多年反复折腾、一次次到不同的医院求证，甚至去上访，最后还“开胸验肺”？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第11条，则是“致命条款”，它让职业病受害者无法使自己的疾病被认定为职业病，因为它规定：申请职业病诊断时，要提供：（一）职业史、既往史；（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三）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四）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五）诊断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必需的有关材料。这些材料，得由用人单位出具，想想吧，哪个企业会那么傻，给你出具此等资料？张海超求爷爷告奶奶，人家也只是提供残缺不全的无效材料。该“法条”还跟了一句：“没有职业病危害接触史或者健康检查没有发现异常的，诊断机构可以不予受理。”乖乖，多少职业病患者，成了“不予受理”者？

　　所谓“职业病”，其实是“职业”+“病”，也就是既要诊断鉴定“职业”，又要诊断鉴定“病”。如今这两者都由医疗机构即职业病防治所来做，这本身就很荒唐。看病的机构，你只管诊看疾病本身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你证明张海超这样的人得的是不是“尘肺病”就行了。至于他是不是“职业”所导致的该疾病，完全可以由劳动保障部门来认定。而现在的法律，将两者一股脑儿都集中到职业病防治机构，导致他们拥有对一个职工是否得了“职业病”的生杀大权；他们如果从本位利益出发，习惯性地站在企业一边，那么结果就是可想而知了。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第35条还规定：“用人单位违反《职业病防治法》及本办法规定，未安排职业病病人、疑似职业病病人进行诊治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事实上这一规定几乎形同虚设，请问哪个地方把哪个企业给罚了款的？我若是“用人单位”，那么，为了避免被你课以20万元罚款，以及花费大量的后续钱财给职业病患者治病，我宁可花点小钱去打点职业病防治机关了。

　　再看我国的《职业病防治法》。根据该法，用人单位一旦出现一名确诊的职业病病人，其法律责任是极其沉重的，因为该法并没有社会联保联防的意识，保险公司都还有对巨额保险的分担保险呢。它对“用人单位”有这样的一系列规定：

　　第49条：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医学观察期间的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第50条：职业病病人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职业病待遇。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排职业病病人进行治疗、康复和定期检查。第51条：职业病病人的诊疗、康复费用，伤残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职业病病人的社会保障，按照国家有关工伤社会保险的规定执行。第52条：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等等等等。

　　面对这样的“法律责任”，一些用人单位的第一选择必然是“不让本单位'出现'一个职业病人”。那么，其习惯性思维往往就是：找到捷径，利用“杠杆”原理，花小钱去把职业病诊断机构给搞定。

　　在制定这些职业病防治法律时，人们还没有强烈的“以人为本”意识，而是以企业单位为本、以医疗机构为本。至于尘肺病患者的痛苦，是外人所不知的。重症患者丧失劳动能力，甚至不能平卧，连睡觉都得采取跪姿，最后因肺功能衰竭、呼吸困难跪着而死，其状之惨，惨不忍睹——连睡觉都得跪着睡，连死亡都得跪着死！2004年，我在人民网发表有关尘肺病的评论《谁能忍看百万中国人将跪着惨死？》，引起了极大反响，点击量巨大，成为其年度原创评论排行榜第1名。5年过去了，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解决。

　　那么在今天，在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的引领下，应该是促进法律进步、治好职业病防治之“职业病”的时候了。法律工作者们，你们应该联名上书，提请修改我国的《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如果没有人动手去做，那么，我的这个评述文章，就请看作是一份郑重的上书！（徐迅雷）

　　来源：中国法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