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中不同类型实行过限判定

　　【案情】

　　2011年11月，被告人黎某为与他人争夺客运生意，唆使邓某、段某以及小刘、小伟（另案处理）“教训”被害人李某。26日，邓某等4人约定殴打李某，但不要打伤李某。当日由段某驾车至李某的修理店，邓某、小刘、小伟下车殴打李某，后李某逃往店内，小刘、小伟持棍子进店追打，邓某持双节棍守住店门阻止他人救援李某，致李某腰部受伤，脾脏摘除。经鉴定，李某的伤势构成重伤。

　　【分歧】

　　对该案中黎某、邓某、段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三人均应定故意伤害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黎某、段某应定寻衅滋事罪，邓某应定故意伤害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黎某、邓某应定故意伤害罪，段某应定寻衅滋事罪。

　　【评析】

　　本案关键在于教唆犯实行过限和实行犯实行过限的判定。

　　一、黎某应否基于教唆犯实行过限而定寻衅滋事罪

　　根据教唆内容的明确性，教唆行为可分为明确性教唆和概然性教唆。只有明确性教唆才存在教唆犯的实行过限问题，概然性教唆不存在。

　　本案中，黎某对邓某等4人“教训”李某的授意属于概然性教唆，法律意义上为“使用暴力”，至于程度是一般殴打行为，还是致轻伤以上的故意伤害行为都应视为概然性教唆的范围之内，并不违背教唆犯的主观意志，不存在实行过限的问题。

　　因此，对于黎某来说，李某重伤的结果不属于教唆犯的实行过限，应按实际造成的结果认定黎某为故意伤害罪。

　　二、段某应否基于实行犯实行过限而定寻衅滋事罪

　　案发当日，段某等4人约定“不要打伤李某”，这说明其犯意联络时，主观上限于致被害人轻伤以下，即局限于寻衅滋事罪的范围内。

　　在实际犯罪过程中，段某因留守车内，空间上阻断了对其他人行为的认知，其不知暴力行为的程度，也无法阻止，致李某重伤的后果超出了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违背了段某的主观犯罪意图。

　　对于段某来说，李某重伤的后果属于实行犯的实行过限，应认定段某为寻衅滋事罪。

　　因此，笔者赞同第三种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