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品格证据”之梳理与适用

【出处】《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年第1期
【摘要】品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一个人性格特征的特定事件、单一或多数证人的意见或评价。实践中被作为品格证据使用的非羁钾措施可行性评佑报告、心理测试结论不具有证据资格，不属于品格证据。社会调查报告虽然有证据资格，但不等同于品格证据。可以把社会调查报告分解成品格证据、其他行为证据和品格背景证据以确定其可采性，然后根据其证明对象是定罪事实还是量刑事实分别在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里进行质证。
【关键词】品格证据；未成年人犯罪；社会调查报告；品格背景证据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一、品格证据新解

　　英美证据法上品格证据规则是指，关于某人品格的证据不能用来证明该人在特定场合下的行为与该品格有一致性，也就是说品格证据不具有相关性。但英美法对品格证据的界定却存在较大的分歧。

　　（一）品格证据概念的重新界定

　　根据英国1898年《刑事证据法》第1条，品格（character）包括声誉和以某种特定方式行为或思考的倾向[1]。墨菲（Murphy）认为，品格指一个人在其所居住的社区或熟悉他的人群中所享有的名声；或者指一个人以某种特定方式行事的性格倾向；或者指某人生活中的具体事件[2]。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和普通法都没有给品格下定义。据《布莱克法律词典》解释，品格证据是关于一个人个性特征的证据，是基于名声或者意见确立的，关于一个人在社区中的道德地位的证据[3]。麦考密克（McCormick）认为，品格是对某人性情的一种概括性描述，或者是对性情的某种一般特征如诚实、性格温和或者爱好和平等的概括性描述[4]。

　　上述诠释的区别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品格的范围不一致。麦考密克和《布莱克法律词典》的品格证据仅指性格特征的证据，只不过《布莱克法律词典》指明了性格特征的表现形式；英国《刑事证据法》里的品格证据指名声和倾向；墨菲的品格证据范围最广，包括名声、性格倾向和具体事件。其次是定义的方法不一样。麦考密克采用提炼品格证据实质的方式，《刑事证据法》和墨菲采用描述品格证据形式的方式，《布莱克法律词典》兼采实质和形式的方式。兼采实质和形式的方法既有助于把握品格证据的本质特征，又能够非常直观地把握品格证据的范围，有助于正确区分品格证据和非品格证据。

　　因此，本文认为对品格证据的界定兼采实质加形式的方式比较适合。对品格证据的实质的观点比较统一，一般认为品格证据是证明一个人性格特征的证据，关键是如何恰当地划定品格证据的外延。我们评论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必然是通过观察其所实施的一个个具体的行为而得出的。具体事件的累积，会形成具体的证人对该人的性格特征的意见。一定范围的人，都对该人的性格特征有相同的评价或意见，就会形成关于该人的多数人评价或名声。本文之所以采用公众评价或名声的用语而不采用通常所用的社区名声，是因为社区名声这个概念固有的弊病，即社区的范围已经不再像早期那样容易确认。而多数人意见则可以采用多数人作为意见证人出庭或书写书面证言的方式方便地确认。而至于一个人依据其性格特征在特定情形下行事的倾向，只是其他人依据其品格进行的一种推论，并不属于品格本身。因此，本文认为品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一个人性格特征的特定事件、单一或多数证人的意见或评价。

　　（二）品格证据与其他行为证据、品格背景证据

　　首先要区分品格证据和其他行为证据[5]。英美证据法区分品格证据和其他行为证据，其他行为证据主要是指本案中被指控的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错误或行为的证据。这类证据不能用来证明一个人的行为与其品行的一致性，但由于其行为中的一些细节部分本身就与被告人被指控的罪行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如在时间或情节上与被指控犯罪有紧密联系，或者与当前被指控犯罪具有惊人相似性，因此，可以用来证明动机、机会、意图、准备、计划、明知、身份，或用来证明没有过失或不属于意外事件等。

　　其次应该区分品格证据和品格背景证据。除了品格证据以及其他行为证据，还有很多能够证明一个人品格形成原因的证据，包括未成年人的家庭情况、成长经历、现阶段的思想状态等。这类证据经常会在出示品格证据时出现，甚至以品格证据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并不属于品格证据。对这类证据，可以单独归类、命名，以方便对其进行研究运用。本文采用品格背景证据这一用语，既可以区别现有概念，也可以直观地表明这类证据的证明对象。

　　由于品格证据证明力较低并转移对主要问题的注意力、容易引起不公正的偏见、根据一个人的品格而不是行为来定罪被认为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等方面的原因，品格证据一般不具有可采性。但被告人的品格证据有三项例外，一是被告人自己提出的证明自己品格特征的证据，二是控诉方提出的用于反驳被告人提出之品格证据的证据，三是在被告人提出被害人品格之证据时，控诉方提出的用于证明被告人具有相同品格的证据。其他类似行为不能用来证明被告人在当前案件中有实施类似行为的倾向，但可以证明动机、机会、意图、准备、计划、明知、身份等事项。品格背景证据一般只有量刑的意义，但在少数情况下也可以影响到定罪。

　　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品格证据”之形式及梳理

　　我国立法上并没有品格证据这个概念，但实务部门却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广泛地运用着“品格证据”。为规范品格证据的使用，需要对各种“品格证据”进行梳理，分析其证据资格，探讨其与品格证据的关系。

　　一是非羁押措施可行性评估报告。根据2006年《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以下简称《检察院规定》）第12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其社会危险性，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实践中，衡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方式之一是进行非羁押措施可行性评估报告，这种报告被作为品格证据在使用。但是，由于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的时间只有7天，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调查，往往是通过未成年人的前科劣迹材料，再结合社会调查报告、心理测试结论得出评估意见，评估具有明显的走过场嫌疑。这种走过场的评估报告完全可以由社会调查报告或心理测试结论所包含或替代。

　　二是未成年人心理测试结论。心理测试结论是由未成年人在心理测试问卷调查表上做书面问卷调查，再由特定部门分析犯罪动因及性格特征，预测再犯可能性，为选择强制措施、决定是否起诉提供参考，也会被作为品格证据移送法院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6]。这种心理测试只是在上海市试行，还不具备代表性。而且，笔者认为，心理测试结论并不具备证据资格。(1)缺乏客观性。未成年人心理测试采用填写问卷调查表的方式，调查表采用的是上世纪80年代设计的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检查表，测试题不符合当代情况也不适合我国的被测试人，而且，测试程序也不规范。一项科学测试，必须有标准测试程序，具备可重复检验性，既保证测试的准确性，也为日后的复测提供条件，但未成年人心理测试却缺乏标准的测试方法。(2)不具备合法性。首先，进行心理测试缺乏法律依据。未成年人心理测试是依据办案单位和测试部门签订的协议来进行的，而进行心理测试有可能侵犯被测试人的意志自由和隐私权，是涉及到诉讼参与人基本权利的事项。依据程序法定原则，需要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不能由司法机关自行决定实施。其次，心理测试的测试人不符合法律规定。心理测试结论要作为证据使用，只能是以鉴定结论或者专家意见的形式出现，则测试人必须满足法律对鉴定人或专家证人的要求，而目前的测试人员并没有统一的资质。

　　三是社会调查报告[7]。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检察院规定》第16条第4款规定，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据此，社会调查报告在判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决定是否起诉、是否有罪、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刑罚的执行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而2009年实施的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判决书样式则明确规定了被告人情况调查报告在判决书中的表述，社会调查报告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271条也规定，在法庭调查中，人民法院应当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教育改造条件进行了解。社会调查报告的基本内容包括个人概况、性格特征、家庭情况、道德品行、成长经历、在校表现、社区表现及社会交往情况、犯罪后的表现、犯罪原因、就量刑及后期的帮教矫治措施提出的建议等。

　　一般认为，社会调查报告是被法律明确认可并得到实践部门广泛认同的品格证据形式。但也有观点从社会调查报告欠缺关联性的角度认为，社会调查不是对犯罪嫌疑人作案事实的调查，从法律意义上说不是定罪量刑的依据，而是法院在定罪之后依法量刑时选择最有利于被告人改造的刑罚执行方式的参考[8]。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关联性并不是一个事物自身内在的属性，而是一个事物和其他事物之间的一种联系。确定证据是否有关联性，首先要看证据所试图证明或指向的对象是什么。只要有这个证据和没有这个证据相比，待证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可能性更大或更小的，就是有关联性。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全面反映量刑事实的证据，与量刑事实的关联性是不容置疑的。更何况，社会调查报告中也不乏与定罪有关的事实。如根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盗窃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但情节轻微，如果是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作案的；或者是全部退赃、退赔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此处，是否是年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是否全部退赃退赔等犯罪后的表现，是影响到罪与非罪的事实问题，而年龄和犯罪后的表现都是社会调查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社会调查报告是与犯罪事实有关联性的。在现代刑法强调惩罚是与犯罪人相适应而不是与犯罪相适应的背景下，容许品格证据尤其具有正当性[9]。

　　综上，目前呈现多样化的“品格证据”其实是一种假象。非羁押措施可行性评估报告和未成年人心理测试结论都不具备证据属性，只有社会调查报告属于证据。但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非常广泛，并非全是品格证据的内容，也不限于量刑的事实，需要对其分解适用。

　　三、社会调查报告的分解适用

　　对社会调查报告的分解，首先要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并不全是品格证据，要从中分离出品格证据和非品格证据的内容；其次要分清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恰当进行举证和质证。

　　社会调查报告和品格证据既有相似性也有明显区别。第一，二者的适用对象具有包容关系。社会调查报告只适用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而品格证据则适用于所有人，包括成年人和未成年人，被告人、被害人和证人。第二，二者的具体内容呈现交叉关系。社会调查报告除了有品格证据的内容，还包括个人概况、家庭情况、身体特征、健康状况、兴趣爱好等其他行为证据和品格背景证据的内容。而品格证据里有关被害人、证人和成年被告人品格的内容却是社会调查报告所不能涵括的。第三，二者的适用都有保护被告人利益的意图，但品格证据被赋予了更多的诉讼价值期求。采用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被告人利益，而排除品格证据主要是为了严格限制品格证据的可采性，防止不公正的偏见。排除品格证据在防止偏见的同时其实也就保护了被告人的利益，只是品格证据的排除还有更多的意图，如防止审判的主题发生偏离以及诉讼的拖延等。第四，在品格与被控罪行的相关性要求上，与未成年人各方面的品格有关的内容都可以包含在社会调查报告里面，但是只有与被控罪行相关的品格才可以构成品格证据的内容。如根据品格证据的构成要件，在伤害案件里不允许提出是否诚实的品格证据。

　　社会调查报告可以分解为品格证据事实、其他行为证据事实和品格背景证据事实，根据其证明作用分别在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里出示。我国现行做法是对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不做区分，或者是将其作为证据使用，但不区分品格证据与非品格证据，或者只是作为司法机关办案的参考而不认可其证据地位。前者使本不具有可采性的内容在法庭审理的定罪阶段出现，不可避免地导致偏见、混淆、诉讼拖延等品格证据的负面效应，后者使本来应该作为定罪证据的其他行为证据或品格背景证据未能引起充分的重视，甚至连对量刑的价值也不能发挥出来。这种做法在我国刑事诉讼混同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时还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定罪和量刑程序的混同使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的区分意义并不大。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在全国试行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之中，已经成为量刑程序改革所要确立的基本程序框架[10]。

　　因此，应当区分品格证据的内容，依据其证明的是与定罪有关的事实还是与量刑有关的事实，分别在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中出示、质证。被告人的性格特征、道德品行、学校和居住地与之交往中的各方面对其做出的评价，证明的是被告人的性格特征或证人对被告人性格特征的意见，属于品格证据，除了前述特定的例外情况，一般不具有可采性。成长经历里的前科和不良劣迹，可以用来证明动机、计划、机会、意图等内容，否则属于其他行为证据，不具有可采性。个人概况、家庭情况、身体健康状况、智力程度、兴趣爱好等属于品格背景证据。以上部分具有可采性时应在定罪程序里出示、质证，否则只能在量刑程序里出示。具体操作中可以先对证据进行定性，看其到底属于品格证据，还是其他行为证据，抑或是品格背景证据，以清晰地确定其可采性。然后根据其可采性，归人定罪事实或量刑事实，把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单列，甚至可以使其具有相对独立性。




【作者简介】
邵劭，单位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注释】
[1][英]理查德·梅：《刑事证据》，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页。
[2]See Peter Murphy, Murphy on Evidence, Seven Edition, Blackstone Press Limited, 2000. 131.
[3]Bryan A. Garner: Black's Law Dictionary, Seven Edition , West Group ,1999.576.
[4][美]约翰. W·斯特龙主编：《麦考密克论证据》，汤维建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9页。
[5]“其他行为证据”( Other Acts Evidence)是美国证据法上的称谓。在英国证据法上被称为“外部行为或脾性证据”(Evidence of Extraneous Acts and Disposition)。
[6][美]迈克尔·H·格莱姆：《联邦证据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7]类似称谓还有人格调查、品行调查、量刑引入社会评价、社会评价报告、量刑前调查报告等。
[8]徐建主编：《青少年法学新视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4页
[9]易延友：《英美法上品格证据的运用规则及其基本原理》，载《清华法学》2007年第2期。
[10]陈瑞华：《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国量刑程序的理论解读》，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2期。